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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语言:细胞生命的礼赞与比较语言学的发现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更可能的是,语言是有生命的,像有机体一样。大约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印欧语系中的各种语言可能是同一种语言。幸而在19世纪,一代又一代的比较语言学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成功。在1786年,威廉·琼斯发现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的相似性,这一发现被认为是比较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1817年,随着弗朗兹·博普著作的发表,人们普遍认识到,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日耳曼语系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说明早先

活的语言:细胞生命的礼赞与比较语言学的发现

“共识主动性”(stigmergy)是一个新词,格拉西(Grassé)提出了这个概念,用来解释白蚁的筑巢行为,大概也可推及其他群居性动物的复杂活动。这个词是由若干个希腊语词根组成的,原意是“激发工作”。格拉西意在指出,是工作成果本身刺激和引导了进一步的工作。经过长期观察白蚁的筑巢行为,他得出了这一结论。除了人类的城市,白蚁的巢大概要算自然界最庞大的建筑了。如果白蚁站在巢边照个相,我们只考虑单个白蚁,它相当于一个纽约人,比洛杉矶居民表现出更好的组织性。有的非洲大白蚁的蚁穴高达十二英尺,直径上百英尺,可以容纳几百万只白蚁聚居。在蚁穴的周围,聚集着较小的、较年轻的蚁垤,好比城市的郊区。

蚁穴的内部如同一座三维的迷宫,里面布置着旋转长廊、回廊和穹顶,通风良好,冬暖夏凉。其中有的大洞穴作为真菌农场,白蚁靠它们获得营养补给,也许还会用它取暖。蚁穴内有一间圆形的穹顶宫室,里面住着蚁后,叫作皇宫。整个设计的基本原则就是拱形结构。

格拉西之所以想出这样一个词,就是为了解释这些微小、没有视力、没有大脑的动物为何能够建造起体积如此庞大、内部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每一只白蚁都有一份蓝图吗?还是整个设计,细到每个拱门,都已在DNA中编码?或者,这么多小小的脑袋互相联系,使得整个蚁群具备了大型承包公司的集体智慧?

格拉西将几只白蚁放进一个盛满泥土和木屑的盘子中,观察它们怎样工作。最初,它们的行为完全不像承包商。没有谁站在那儿四周巡视,也没有谁发号施令或收取“费用”。它们只是跑来跑去,随机衔起土粒、木屑,然后放下。当两三颗土粒、木屑碰巧堆叠在一起时,所有白蚁的行为就都改变了。它们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发疯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木堆上,给它添上新的土粒和木屑。达到一定的高度后,近处堆起了别的木屑,它们会停下手头的建筑工作。这时,建筑结构由柱以平滑的弧度弯曲,然后合拢,形成拱形。之后,一群白蚁又开始建造另一个拱门。

语言的形成大概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可以想象,印欧语系的原始人原本是聚在一起的,随机发出某些声音。有一天突然被包围了,比如说,是被蜜蜂包围了,其中一个人突然喊了一声:“bhei—!”然后,周围的人就学会了,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于是,这部分语言就形成了。不过,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而且过于机械化。将音素视为木屑,就意味着深层次的语法结构如同水泥一般。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

更可能的是,语言是有生命的,像有机体一样。我想,所谓有生命的语言,并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而是说生命是活着的。如果说语言是庞大的身体,那么词语是构成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能够站起来,自行走动。

语言会生长、演化,死后会留下化石。一个个词语就如同不同种属的动物。突变时有发生。不同的词语融合,然后组成配偶,杂交词和野生的复合词便是它们的子嗣。有些混合词会由父亲或母亲中的一方主导,而另一方是隐性的。在特定时间内某个词的使用方式是它的表现型,但它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不变的意义,往往隐藏着,便是它的遗传型。

如果我们对遗传学语言学有更多的了解,或许可以用遗传学的说法来描述语言的遗传学了。

大约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印欧语系中的各种语言可能是同一种语言。迁徙把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分开,这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就如同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10观察到的物种形成。语言演变为不同的种属,但与老祖宗依然保留着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因而仍可看到同族的相似性。不同语言分属不同的岛屿,只有偶尔接触,从而保留着自己的特异性,随机的突变也保证了差异性的存在。

但是,词还有其他的属性,使得它们看起来、感觉起来都像是活生生、拥有自己思想的生命。若是查阅词根词源字典,然后观察它们的行为,几乎所有的词根都可以追溯到化石语言(假设有的话)——原始印欧语就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点。

有些词来源于印欧语,后来汇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宗教。比如blaghmen(牧师)一词,它进入拉丁语和中古英语,形式是flamen,这是异教徒对牧师的称呼;进入梵语为brahma,后来成了brahman(婆罗门)。weid(看见)后来有了“智慧、机敏”的内涵。它进入日耳曼语系,成为witan,进入古英语为wis,后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语里的videre(看见),于是有了英语的vision(视觉)。它加了后缀成为woid-o,于是又成了梵语veda(知识)。

beudh一词经历了相似的历程。它的本义是“意识、知道”,到了古英语成了beodan(预兆)。在梵语为bodhati(醒了、被启蒙),于是有了Bodhisattva(菩萨)和Buddha(佛陀)。

Bodhisattva(菩萨)一词中的sattva部分来自印欧语中的es,意为“存在、是”,后来进入梵语,成了sat和sant,同时也成了拉丁语里的esse和希腊语里的einai ;einai成了某些词的后缀-ont,意为存在,例如symbiont(共生)。

印欧语中的bhag(分享),进入希腊语变成phagein(吃),进入古波斯语,成为bakhsh。[后来衍生出了梵语中的baksheesh(小费),因为bhage有“好运”的意思,它又衍生出了Bhagavad-gita(有福人的歌),其中gita来自gei(歌曲)。](www.xing528.com)

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的圣歌很接近英语,尽管听起来不太像。Krishna(黑天)是毗湿奴的第八化身,毗湿奴是一位黑人。他的名字来自梵语中的krsnah,这个词来自印欧语中的“黑色”——kers(kers亦衍生出了chernozem,意为“黑色的表土”,由俄语中表示“黑色”的chernyi而来)。

这样列举下去,显然无休无止,可能一辈子也说不完。幸而在19世纪,一代又一代的比较语言学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成功。在1786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发现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的相似性,这一发现被认为是比较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1817年,随着弗朗兹·博普(Franz Bopp)著作的发表,人们普遍认识到,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日耳曼语系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说明早先一定存在过一个共同的祖系语言。从那时起,这门科学就大致跟生物学平行发展着,只不过更为低调。

在这个领域中,那些不用负责的门外汉可以不断找到神秘兮兮的乐趣。有一个直接的问题,比如,英语中那个最有名的、最臭的、印不到纸面上的四个字母脏词是怎么来的?你要是找到了答案,肯定会提出令人难堪的新问题。现在我们就词论词。它来自peig。这是个让人厌恶的、恶毒的印欧语词,意为“邪恶”和“敌意”,咒骂的话中少不了它。后来它成了poikos,再后来变成日耳曼语的gafaihaz和古英语中的gefah(仇敌)。在日耳曼语中,它从poik-yos又变成faigjaz,在古英语中则为faege(注定要死),于是生出fey(苏格兰语,意为“注定要死的”)。在古英语中,它又成为fehida,于是有了feud(世仇)一词;在古荷兰语中则为fokken。不知怎么回事,从这些词出发,它变成了英语中最厉害的脏话之一,意思是“立刻去死”。现在,这一出不得口的恶意已经深埋在那个词的最深处,而其外表则显示它不过是一个脏词。

Leech(水蛭,榨取他人血汗者)是个很神奇的词。在古代,曾被用来指医生和被用来放血的水蛭(sanguisugus)这两个意思似乎南辕北辙,但二者之间经历了类似生物拟态的进程:作为医生的leech是指用水蛭leech来治病的医生,水蛭leech又成了医生的标志。作为医生的leech来自印欧语leg(收集),这个词派生出许多意为“讲话”的词。leg后来成了日耳曼语的lekjaz(会念咒语的人、巫师)。它在古英语中为laece(医生),在丹麦语中,医生一词仍为laege,在瑞典语中为läkare。由于leg有“收集、挑选,讲话”等意思,于是产生了拉丁语legere,由此衍生出lecture(讲课)和legible(字迹清楚易读的)等词。希腊语中,它成了legein(收集,讲话);legal(法律的)和legislator(立法者)等词由此而来。leg在希腊语中进一步变为logos(道理)。

上述一段演变史听起来头头是道,凿凿可信,医生们会乐意读一读。然而,另一种leech,那种虫子,依然存在。它的来历还不清楚。不过,它在语言中的演变跟作为医生的leech同时开始,在古英语中以laece和lyce的形式出现,这两个词让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虫子,同时又具有医学上的重要性。它还有寄生的意思,也就是靠别人的血肉而生活。后来,大约是因为“中等英语水平”(Middle English)11的美国医学会的影响,leech一词渐为虫子所专用,而医生则称为doctor,来自dek,原义为接受,后为教导。

man(人)这个词没有发生变化。在印欧语中就是man,意思相同。但另外两个表示人的词却是来历蹊跷。一个是dhghem(土)。它在日耳曼语中变为guman,在古英语中为gumen,在拉丁语中则成为homo和humanus。从这些词出发,我们有了human(人类)和humus(腐殖质)。另一个表示人的词含有同样的警示之意,但却把信息倒传回来。这个词就是wiros,在印欧语中意为人,在日耳曼语中为weraldh,在古英语中为weorold,后来令人惊讶地形成了world(世界)一词。

这门学问看来真不容易。你会想,一个表示土的词衍生出一个表示人的重要的词,而表示人的一个古词后来成了表示世界的词,那就可能发现表示土的其他词也会有平行发展的情况。印欧语中倒是有一个词ers后来变成了earth(土),而据我所知,人们只提到它演化出表示一种动物的词,它就是aardvark(土豚)。

我很高兴在我钻研这门学问之后,我的大脑有着半透性的记忆力。假如你不得不一边讲英语一边在脑子里把所有单词的词根像过字幕一样过一遍,一直追溯到印欧语,那你免不了要从自行车上栽下来。说话是件自发的事。你也许会一边说话一边寻找词语,但你的大脑里有些代理人可以替你找,而你对这些代理人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假如你硬要去想什么印欧语,那保你会时时语塞,或者会唠叨不清[babbling,来自baba(说话不清);在俄语为balalayka;拉丁语balbus(笨蛋);古法语baboue,后来产生了baboon(狒狒);希腊语barbaros(外来的,不礼貌);梵语babu(爸爸)]。不一而足。

当我试图探究stigmergy(共识主动性)一词时,我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在寻找有没有别的词表示“刺激”和“激励工作”,结果遇见了to egg on(督促,鼓励)。这里的egg来自ak,表示“锋利”,在日耳曼语中加了后缀akjo,意为“刀锋”;在古挪威语为akj an,具有了egg的意思,亦即“刺激、刺棒”;同一个词根到了古英语,出现了两个词——aehher和ear,表示“玉米的穗”。(corn,这里又节外生枝了,它来自greno,指“粮食”,后来到了古高地德语成为korn,在拉丁语为granum,在古英语为cyrnel,于是生出kernel,意为“谷粒”。)不过,从ak来的egg和ear不是真正的egg(卵、蛋)和ear(耳朵)。真正的egg(蛋)来自awi(鸟),到了拉丁语成为avis(鸟)和ovum(蛋)(当然,不知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在希腊语中成为oion,与spek(看见)合并为awispek(观鸟的人),它后来成为拉丁语里的auspex(观察飞鸟预言凶吉的占卜官)。

真正的ear(耳朵)起先是ous,后来成为日耳曼语的auzan、古英语的eare、拉丁语的auri;演变的途中与sleg(松弛的)结合,成为lagous(耳朵下垂的),这个词后来成为lagos,这是希腊语中的“兔子”。

一旦上了这条路,你就没法停下来,想转回原地都不成。ous成了aus又成了auscultation(听诊),听诊是医生(leech,来自leg)谋生(living,来自leip)的手段,除非他们是法律界的(legal,来自leg)leeches,但顺便补充一句,leech跟律师(lawyer,来自legh)又不是一回事儿。

行了,这些就足够了(enough,来自nek,意为“获得”,后为日耳曼语的ganoga和古英语的genog,还有希腊语的onkos,意为“负担”,于是有了oncology,意为“肿瘤学”),对此你可以有基本的(general,来自gene)概念(idea,来自weid,后来成为希腊语的widesya又变为idea)了。不过也很容易断了思路[thread,来自ter,意为“摩擦、绞”,twist——兴许termite(白蚁)也是从这里生的呢]。不知您是不是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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