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顿·巴斯特小镇的色情悲痛

梦工作（dream-work）……只能保证再现一些想法的原材料，而不能再现把这些想法关联起来的逻辑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无论如何，它预留了忽视后者的自由。[Freud，2001d（1905）：163]

电视中或情景喜剧中的内容和人物被反复“炒冷饭”，电视机中和电视机前成了同一个闭路时空，同时共演一场戏——人们观看自己被观看的样子，或者人们发现看过的某场戏就是自己如今的处境——这一切都可以类比于弗洛伊德原创的（有远见的）梦的概念。他把梦看作日常琐事的回归，它们就这样同时地、公然地被展现，被压抑。（Rickels，1990：45）

各种刚冒头的想法无逻辑地聚集起来就是梦，而梦的进程就是“日常琐事的回归，它们就这样同时地、公然地被展现，被压抑”，上文中把这两种描述联系起来，非常贴切地总结了景观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功能。在景观社会中，图像优先于逻辑关联，也许当务之急是，公开的展现并不排除展现的同时又被压抑。视觉传媒同时在这双重的意义上进行屏幕化（screen）：在加工某种现象时，它们既描述又简化。正如弗洛伊德致力于理解梦的图像间的逻辑关系，同样地，齐泽克试图追踪的是，当媒介放映那些通常无联系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象时，其中的有逻辑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在这种语境下，需要面对的创伤，并不像罗冈丹面对栗树时，他所讲述的那种让人无法承受的现实的厚重，更多地在于，观察这棵树的个体本身骨子里缺乏需要与现实相对应的硬度，这可能会令人担忧：

拉康的观点，并不是在梦幻般的各种杂乱纷呈的身份背后，有某种“实在自我”（real Self）的坚固内核，而是我们要处理的是象征的虚构，出于某些与内在固有的结构毫无关系的偶然原因，这种虚构具有述行话语的力量（performative power）——它在全社会范围内起作用，建构着我所置身其中的社会—象征现实（socio-symbolic reality）。同一个人的身份，包括他/她完全“实在”的特征，在他/她与大他者的关系发生改变的那一刻，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Ticklish Subject：330）(www.xing528.com)

由此，主体性并不建构在任何一种内在固有的结构之上，而是建构在主体在象征秩序中所占据的相对的结构性位置之上的。齐泽克把他的一本书非常贴切地命名为《幻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他认为在我们当代的媒介景观中，核心的对抗在于高科技的抽象化行为（如数码化）和“伪具体的影像之洪流”（deluge of pseudo-concrete images，Plague：1）之间的对抗，这助长了象征秩序抽象的述行话语力量。“伪具体的影像之洪流”这一表述囊括了客观地主观所含的张力。今天，我们周围充斥着的图像，几乎都不表达什么物质性，但却有着强烈的情动效果。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要由我们被迫创造的幻想（最小的理想化）所中介，由它来为我们穿过象征秩序导航，而这一中介的过滤为已经关卡重重的过程又增加了一重关隘。

《老大哥》节目把奥威尔式的理念引入赫胥黎式的娱乐模式^[8]中，这表明在今天的媒介景观中，要充分地理解这些过程中的精神分析的含义面对着怎样的禁绝（foreclose）。《老大哥》片场的实物建筑，是公然地过度决定的[庆典一般的入场和离场营造出了节庆的氛围，但这仅仅部分地改良了这一斯塔西^[9]式的（Stasi-like）建筑]，还有同样过度决定的娱乐模式（有专门记日记的房间，还有那种当事态过于即兴时，老大哥所发出的无人格的空洞惊叹，等等），这些让观众分了心，使观众不去关注《老大哥》的精神面貌在更广阔的社会中的那些不那么明显的意识形态衍生品。对这二者的批判性解读，见于齐泽克对媒介通过意识形态屏幕化的媒介模式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专门解读，英国小镇伍顿·巴斯特（Wootton Bassett）就是例子。最近，这个小镇成为英国媒体报道的焦点，当时举国上下对如火如荼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中阵亡军人的追悼，都浓缩在这里了。最开始时是这样的，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the Royal British Legion，为现役及退伍军人发起各种运动的组织）的一些老年成员和路人，看到开往附近军事基地的灵车载着阵亡士兵的棺材经过时，他们半自发地列队街头，以示追思。这些展示性的悼念被新闻报道出来，马上就大范围地迅速扩散，各种媒体纷纷报道，全力以赴地捕捉公众的哀思，用于媒介消遣。

格调低俗，不论程度大小，明显都是主观性的，但走的也可能是相对而言客观性的路子。伍顿·巴斯特小镇的居民很快明白过来，他们是在为媒介剧本做群众演员，这类剧本不过是《戴安娜王妃之死》（Death of Princess Diana）这样的滥情电视节目的翻版，而且还有一种无病呻吟的呼声需要他们抵制，这种呼声就是有人要求把小镇的主干道重新命名为“英雄路”（Highway of Heroes）。在伍顿·巴斯特小镇的街道上，仪式化的哀伤里吸纳了与大他者的关系，又经电视摄像机的镜头的放大和中介，从而制造出一种问题化的意识形态移情。媒介报道铺天盖地，受此影响，对将士亡灵返家的哀恸变成了一种刻意的悲伤展览。从专业角度来看，《老大哥》和伍顿·巴斯特小镇都是大他者的实体化。更简单地说，它们展现了媒介的偏好：把那些本身不可能被清晰反映出来的东西清晰化，这是媒介总想要做到的事情。大他者只存在于非物质的构造中。一旦它被媒介化，就如同《老大哥》/伍顿·巴斯特小镇一般，不再作为大他者而起作用。相反地，它成了逃避创伤事实的科技化替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