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客观暴力及其对媒介的不利影响

更多的交流首先意味着更多的冲突。（Peter Sloterdijk）^[1]

媒介话语的标准范围被齐泽克问题化了。在《暴力》（Violence，2008）一书中他是明着这么做的，而在齐泽克的其他著述（oeuvre）中，全都暗暗地贯彻了这一点。他探讨了当代社会两种主要暴力形式所涉及的意识形态过程：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violence）。

这是我们按照常识理解的暴力概念，齐泽克把它定义为“一个清晰可辨的行动者之所为”（Violence：1）。换言之，主观暴力指的不是对暴力的构成要件所做的过度个人化的阐释，而是很容易归咎到某个个体身上的暴力。就媒介而言，主观暴力可见于电视新闻节目及方兴未艾的“嵌入式”新闻报道中那些戏剧形式的暴力。无论是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事件中，还是在无以计数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中，这类节目在主题上热衷于暴力场景，如各种各样“警车开道”的警匪类节目。

齐泽克把客观暴力细分为两部分。

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关于语言本身”（Violence：1）的暴力的基本形式。其最基本的哲学观点是所有的语言交流都有暴力因素。其最关键的政治问题在于它制造的暴力的类型（type）。由此，波德里亚在人类学象征交换中的那些对抗和威胁中，找到了交往暴力应有的形式。在传统的送礼仪式中包含着的细微玄妙之处，造就了一种文化，它处处含混不清，充满诱惑魅力——这与商品交换中传递的那种预定的、预设的文化价值观形成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和这种为科技化媒体所中介的商品秩序相比，送礼更显“原始”，而且似乎更具象征暴力，因为商品秩序对收受双方的要求都更少，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商品秩序却包含以下这种暴力形式。(www.xing528.com)

系统暴力（Systemic violence）——“我们的经济及政治体系顺畅运作，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Violence：1）。这一概念指的是还未被充分认识的力量和压迫，它们形成一个基础层面，这一基础层面往往是分散的，但又很有效有力地约束着社会行为。这样，传统的暴力概念被拓展，包含了事实上的经济胁迫。举个例子，拿着最低工资的清洁工可能并不是天天被赶出家门去刷厕所的，基本的经济压力本身对此就是一种有效力量。

齐泽克提到的客观暴力浓缩了他政治的和方法论的整体思维进路——他竭尽全力要唤起人们对一些文化因素的关注，这些因素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人们在意识形态上业已麻木的双眼却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视而不见：

客观暴力是无形的，因为我们借以把某物感知为主观暴力的那个零度标准（zero-level），正是以客观暴力为基础的。因此，系统暴力就像物理学中出了名的“暗物质”（dark matter），是完全可见的主观暴力的对应物。我们的肉眼或许难以看见客观暴力，然而，如果我们要理解主观暴力，就必须考察这种客观暴力，否则，主观暴力对我们而言就只是“非理性”的爆发。（Violence：2）

在一个景观社会中，客观暴力不可见，这对媒介是不利的。典型的表现是，电视新闻节目在为播出的新闻搭配历史背景时，敷衍了事，主要使用一些反复出现的、有转喻效果的画面。在我们被媒体的中介所操控的心理视野中，复杂的文化史与那些把问题简单化的熟悉画面难解难分：被炸弹夷为平地的贝鲁特市中心，饿得面黄肌瘦的非洲婴儿，握着乌兹冲锋枪的以色列士兵，以及戴着阿拉伯头巾（keffiyeh-wearing）扔石块的巴勒斯坦人。由此，媒介发挥了其作为一种崇高的象征性阉割体系的作用，传播了一种基本的中介的暴力，其中那些明确的景观取代了对产生这些景观背后的首要原因——过去与现在——的永恒思考。正如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the pre-revolutionary Ancien Régime）下与日常生活相伴而生的普通暴力（mundane violence）[这是后来人们主观上经历的恐怖统治（the Terror）时期^[2]背后的客观政治原因]，被系统地排除在仔细的考量之外。同样地，由国家出资制造的全球范围的恐怖行动，就如同我们生活的背景一般，也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而这些国家发动的恐怖统治，就是其通过其他手段——恐怖战争（the War on Terror），而保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秩序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