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发展史：美国的重要里程碑

传播学在美国的开始是这一领域之欧洲起源的直接产物。1930年左右，由于希特勒的上台，学术思想跨越大西洋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今天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这一民族主义概念受到诸如美国诺贝尔获奖者⁽¹⁾人数这样的指标的支持，也受到科学杂志文章中美国作者的占统治地位的数量的支持。在众多引人注目的科学成就方面，美国人的确是第一流的，例如，20世纪40年代建造了原子弹，20世纪60年代将人送上月球。

今天的美国人容易忘记大部分美国大学直到大约100多年前才建立起来（尽管哈佛大学可追溯到1636年），而几所欧洲大学——其中有剑桥、牛津、巴黎等等——已存在600多年。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无论怎样说欧洲的大学都立于世界之巅。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特别突出。一代美国社会科学家进入德国大学，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然后，通过将欧洲理论带入美国的社会科学的途径，架起了一座与欧洲学者联系的重要的知识桥梁。其他早期的美国传播学学者在欧洲学习，但是没在那里获得他们的博士学位。

德国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出类拔萃是因为几个理由。第一，德国人极其重视教育，公众非常尊敬大学教授。研究型大学之存在主要是为了通过科学研究推进知识，而不是对将成为未来专业人员的大学生施以培养。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既有教学自由的特点，又有学习自由的特点。大学教授自由地选择教课题目，并不受阻碍地表达他（或她）的观点（多布森和布鲁斯，1972）。人们认为，教授应该从一定距离之外看待日常世界，并且自由地对之进行评论。德国的大学生并没有课程测验。相反，在学生的课程结束时要完成一个综合性的考试。因此，学生对于讲课细节的了解与是否上课，都是无关紧要的。学生们可以去听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题目的课，也可以在德国自由地从一所大学转学到另一所大学。不论是教学人员还是学生，在德国的研究型大学里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自由。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任何领域在第一流大学里学习，以及跟随真正的大师学习，这就意味着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学习。从1815年至1915年，德国的大学吸引了9000名美国人（罗斯，1991）。美国学者在学术上对于他们的大陆祖先的依赖，可在下述事实中得到表现：美国的老牌大学要求所有的博士生能够证明他们在阅读法语和德语方面的能力。最终，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的许多经典作品都被译成英语，所以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部分美国大学都取消了对外语方面的要求。⁽²⁾

欧洲送给美国知识生活的最宝贵礼物是希特勒的一个结果，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迫害犹太人与其他个体，诸如吉卜赛人和社会主义者。在1938年——当时许多犹太人的商店被毁——的“水晶之夜”（Crystal Night）以后，希特勒使得犹太人和其他人通过流亡到美国、英国或其他避难处而逃离迫害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这批人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精华还是想方设法离开德国，随着希特勒的德国军队侵入奥地利、法国和其他邻近欧洲国家，他们也想方设法离开这些国家。欧洲知识分子向美国的移居包括19名最终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海布特，1983），他们中的几位，例如：A·爱因斯坦、E·特勒（Edward Teller）、L·齐兰德（Leo Czilard）在1945年发明原子弹中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原子弹项目却陷入了困境（科塞，1984）。

知识分子流亡者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迁移到美国的人是所有德国大学教师的43%，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48%（海布特，1983）。来到美国的著名社会科学学者的长长的名单中有：柏林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K·勒温、维也纳数学家和社会学家P·F·拉扎斯菲尔德以及整个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有它自己的资助，安顿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并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种松散的附属关系。在纽约商业区那边，由美国人A·约翰逊（Alvin Johnson）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为逃亡的欧洲学者提供了一个家园。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住在纽约，尽管最终许多美国大学以及差不多每一个学科和领域都从欧洲知识分子的迁移中大大获益。

欧洲流亡者丰富了美国文化生活的近乎每一个方面。流亡作家、音乐家、演员和导演主要居住在洛杉矶。名人中包括德国剧作家B·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成为好莱坞的电影剧作者；O·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和B·怀尔德（Billy Wilder），从柏林移居到好莱坞，从事电影编剧和导演工作；维也纳的先锋派音乐家A·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德国知识分子和《浮士德医生》的作者T·曼（Thomas Mann）；还有演员M·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G·嘉宝（Greta Garbo）和P·洛尔（Peter Lorre）等等。

1933年至1941年间，13.2万名流亡者离开纳粹德国来到美国。这个知识分子的迁移是将传播理论的欧洲根源转移到美国的过程中的关键事件。

在其思想被传入北美的欧洲理论家中，哪些人是主要的呢？⁽³⁾

A·孔德（Auguste Comte）和实证主义。A·孔德（1798—1857）是社会学之父，1839年论证社会学之被承认为社会科学的问题。孔德还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信念认为，科学方法能被运用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以便帮助解决社会中的社会问题。

E·涂尔干（Emile Durkheim）。E·涂尔干（1858—1917）在巴黎大学稳坐社会学第一把交椅（1913年）。他写了《自杀》（1897）一书，这是关于自杀率的一个早期的重要的经验研究。涂尔干还以一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而开社会学方法论的先河。他（与G·西梅尔一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共同创立者。(https://www.xing528.com)

G·西梅尔（Georg Simmel）和“芝加哥学派”。G·西梅尔（1858—1918）是现代社会学的创立人之一，他特别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影响。在西梅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社会网络、城市生态学和社会距离以及边缘人等概念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R·帕克在柏林大学随西梅尔学习时，获得了对于报纸在舆论方面的作用的洞见。后来，帕克把西梅尔的这一理论视野转变成美国大众传播的经验主义研究。

G·塔尔德（Gabriel Tarde）。G·塔尔德（1843—1904）是一名法国律师和法官，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将其关于摹仿的最初研究建立在他在审判室所看见的行为的基础上。塔尔德从法国司法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司法部统计局局长。在那里，他收集了有关犯罪的统计资料，出版了几本犯罪学方面的著作。然后，他成为巴黎法兰西学院现代哲学的教授。他撰写了《意见和大众》（1901）、《隐蔽的人》（1905）等著作，是有关未来社会的风气变化的未来主义乌托邦。他的《模仿律》发表于他逝世前4年的1900年，这部著作影响了两个当代的研究传统，即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

“扩散”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在实践过程中，某个创新思想凭借某些渠道在一个社会体系的成员中传播（罗杰斯，1983）。塔尔德观察到，一个新思想的采纳率在时间中遵循一种S型曲线，而地位比较高的个体相对早地采纳某种创新思想。通过摹仿另一个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个体的行为，某个个体受到了影响，也采纳了这个创新思想。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一个个体对于另一个体的公开行为的观察往往发挥着作为这个观察者的行为指南的作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A·班德拉（A.Bandura）开创了关于个体如何从人际模式中学习，如何从他们在大众媒介中观察到的模式中学习的研究。在电视暴力对于儿童的侵略性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方面，班德拉的理论特别重要。

M·韦伯（Max Weber）。M·韦伯（1864—1920）始终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尽管他直到生命的相对后期都一直是个经济学教授。⁽⁴⁾他开创了各种学术论题的研究。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中，他论证说，新教价值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官僚制（bureaucracy）的概念，这是一个由许多个体在一个等级制中构成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执行管理的任务；“理解”（verstehen）的概念，这是通过将自身置于另一个人的角色中，从而对人们的研究对象具有移情体验，它也是理想类型（ideal types，即某些行为或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系列极端形式，而真正的生活情况可以与之构成比较）的方法论工具；而“个人魅力”（charisma）概念是一个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个体的品质，它也在韦伯那里得到了阐述。

W·冯特（Wihelm Wundt）和“心理学”。W·冯特（1832—1920）首开将实验的科学方法用于心理学之风（舒尔茨，1975）。他是被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来培养的，在莱比锡从事教学的那些年间，他也逐渐地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在那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并且最早从事行为实验。冯特对于美国的几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具有相当大的思想影响。例如，J·杜威和G·H·米德的反射弧（reflx arc）思想就直接来自冯特的手势概念。冯特反过来又受到达尔文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一书的影响。

下面七章中的每一章都阐述了这些根源以及其他的欧洲理论向美国的转移，在美国，它们在传播学中得到了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研究。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129项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中，美国只得了18项（占14%）。从1945年至70年代中期，美国的科学家赢得了56%的物理学奖，42%的化学奖，60%的医学奖（朱克曼，1977）。显而易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国科学杰出地位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2)　社会科学的特别重要的翻译作品的例子是H·格特和C·W·米尔斯的《M·韦伯社会学论文集》（1946）；K·H·沃尔夫的《G·西梅尔的社会学》（1950）；E·C·帕森斯对G·塔尔德的《模仿律》（1930）的翻译；T·帕森斯对M·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的翻译。

(3)　1927年，人们要求258名美国社会学家说出最有影响的外国社会学家的名字。首选者依次为：H·斯宾塞，G·西梅尔，G·塔尔德和E·涂尔干（莱文，卡特和戈尔曼，1976）。在后来的几十年中，K·马克思和M·韦伯受到了重大的关注，而西梅尔和涂尔干仍然是有影响的。

(4)　欧洲（和美国）的一代开创性的社会学家除了社会学以外，都得有某些其他领域的学位，尽管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社会学的。他们往往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只是后来他们的作品被限定为社会学的。M·韦伯接受的是法律和经济学的教育，G·塔尔德和E·涂尔干研究法律，H·斯宾塞和G·西梅尔是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