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颐看来，君子应当把成为圣人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109] 如果个体加强道德修养，就有可能达到圣人境界。倘若一个人自暴自弃，就是失去了生命主体性，就不再是他人效法的正面形象了。
笔者认为，程颐对君子人格与气度的阐述，是借助“随时取义”的解易体例来说明的。在《易传序》中，程颐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110] 在他看来，变易表现在时间上，并据此提出了“随时取义”的释易体例。这一解易体例对王弼的易学解释学有所继承。正如朱汉民先生所云：“程颐的《伊川易传》是沿着王弼的学术路径走过来的，他也是以理性主义态度去建构《周易》的义理体系，并也是通过孔子的《彖传》、《象传》、《文言》来理解、发挥《易经》中所含的义理。”[111]
在注解《周易》时，王弼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112]王弼以卦为时，认为卦反映了天地万物的客观时势，而爻代表了主体的应变策略。在王弼看来，“由于《周易》各卦象征着人生的种种时遇，而这些时遇之间又是相对独立的。人处在这种种时遇当中，只能顺应外在的境遇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藉此免于悔吝凶咎而己。至于匡时救弊，是根本谈不上的”[113]。程颐反对王弼在面对客观情势时的消极无为，主张循理而为。
程颐又将王弼的“以卦为时”改变为“以卦为事”，指出：“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时也。分三而又两之，足以包括众理，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114] 在程颐看来，卦反映了人们面临的客观境遇，爻反映了个体随时变易的应对措施。程颐说：“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115] 在程颐看来，周易对每个人都有价值，关键是看他能否主动地实现自身与易学天人之学的视域交融。君子应该知时识势、识时知变。
即使一个人贵为君王，也应该学会变通。程颐在解释《屯卦》九五爻辞“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时，说：“人君之尊，虽屯难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损也。唯其施为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泽有所不下，是威权不在己也。威权去己，而欲骤正之，求凶之道，鲁昭公、高贵乡公之事是也。故小贞则吉也。”[116] 他认为，鲁昭公、高贵乡公正是因为不知时，不会变通，才落得个身亡国丧的结局。如果人们“能够懂得《易》理，也就能随时变动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人情物理”[117]。(www.xing528.com)
即使面对不利局面，君子也应该守节。程颐在解释《困卦》彖辞“险以说，因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时，说：“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118]君子之所以要独善其身，只是因为客观情势不允许，而并非放弃了对家国天下和谐通泰的追求。君子的行事不仅要问是否合乎义，还要看主客观情势。他在解释《坤卦》六三象辞“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时，说：“然义所当为者，则以时而发，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时也，非含藏终不为也。”[119] 如果时机合适，君子就应大展抱负。
在程颐看来，要成就圣贤境界，君子还要玩味圣人气象。气象“是主体对于对象的主观体验和感受，通过比喻、形容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往往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120]。程颐说：“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如此，只是讲论文字。”[121] 所谓“玩味圣人气象”，就是要求学者理会圣人的人格气象。他再三强调要学生了解圣贤气象，在回答谢天申“‘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为师’”的问题时，他说：“凡看文字，非是只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122] 玩味、理会和识得，都是要求不仅要学生了解圣贤气象，还应该效法圣贤。他说：“凡看《语》、《孟》，且须熟玩味，将圣人之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123] 所谓切己，即实现自身与先秦儒学宗师的思想对话，即以自身体会对照儒门义理，即见贤思齐。因此，在研习经典时，我们既要理会文字背后的义理，更要在道德实践中效法圣人。
在人格气象方面，君子具有特有的气度。程颐说：“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莫之于长。”[124] 君子重视修德，希望能够达到名实相符、文质兼美的境界。君子乐于循理，并以成就圣贤境界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程颐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125] 要成为圣人，君子首先要成为颜子那样的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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