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差异在贫富群体和种族之间是客观存在的，有学者发现，贫困社区的人们通常比富裕社区的人面临更大的安全与健康威胁。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寿命缩短，比富裕的人更容易患上疾病。[72]从健康传播的角度上，如何通过传播减少这种差距是学者们不懈探索的主题。让弱势群体通过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获取健康信息和情感支持是其中的重要路径。
有学者发现，当非裔美国人同时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时，当疾病与获得公平服务和治疗的困难相结合时，他们可能会面临双重负担。这些负担可能通过增加社会支持来解决。而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是对自我艾滋病情的披露（self-disclosure）。如果不披露信息，患者会难以从社交关系中得到情感支持而感到孤独和抑郁。有研究指出，自我披露可以促进患者获得情感支持，促进治疗方案的推进，减少心理压力和减少疾病的进一步传播[73]，从而减少健康差距[74]。还有学者提出通过简短披露干预（brief disclosure intervention）促进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披露，从而获得社会支持。通过实验表明，“干预组的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提高了，而信息披露的焦虑和担忧也有所减少”[75]。
社交媒体在获取社会支持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已有研究指出，短信增强了健康信息的亲近和可访问性。[76]因此，移动干预已经被有效地用于改善健康，包括改进身体锻炼，改善饮食习惯，以及戒烟[77]。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比互联网的普及要更普遍，移动电话常常成为试图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目标技术。有学者假设，通过手机群发健康短信，可能会改善城市贫困社区居民的社区凝聚力和健康状况。通过三个月的实地实验发现，与对照组（未接收群发短信）相比，干预组（接收群发短信）的健康状况更好，但邻里凝聚力更差。对采访的定性分析表明，参与信息群发改善了人际关系，但并没有改善邻里关系[78]。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社交媒介使用和社会支持的现有研究专注于分析社交支持信息的内容[79]，忽视了社交媒体构建社会关系的作用。有学者征用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分析了用户如何获取社会支持信息。研究者在健康社交网络中提取了227名活跃用户的自我网络（ego networks），追踪了他们3个月内收到的评论，发现中介网络预测了获得的信息和网络支持的数量，闭合网络预测了所得到的情感支持的数量，中介人的数量也可预测获得情感支持的数量”[80]。(www.xing528.com)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过去十年健康传播研究呈现出三种可以识别的进路，其一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健康信息传播如何达到劝服目的的微观心理机制，如叙事（narrative）恐惧诉求（fear appeal）、自我确认（selfaffirmation）和阻抗效应（reactance）。这些主题的研究范式多以社会心理学的为主，采用实验的研究方法。且该研究主题在健康传播文献中占了大量的比重。其二是基于框架（frame）、选择性接触理论（selective exposure）、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探析媒介内容对受众认知、态度及行为的影响。其三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受众如何获取社会支持。总的来说，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占据了绝对优势。如何让健康信息说服受众是研究者的焦点。另外，在社交媒体盛行的当下，社会网络分析或许能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新方法。
毋庸置疑，女性主义、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媒介效果研究的范畴，而且为其提供了广阔多样的跨学科视角。这进一步细化了媒介效果研究的议题。在新媒介环境下，传统主题与新兴技术相遇、碰撞，有力地刺激了媒介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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