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效果研究中批判范式的迷失

两种范式如此的全面交锋在之后的三次特刊中不再出现。相对于1983年的喜忧参半，1993年的讨论明显地表现出更多的忧心忡忡。不止一个学者用“不确定”“分裂”“困惑”来描述这十年间传播学的发展与现状：学术身份的归属摇摆不定，研究范式的斗争依然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困扰。如果说，对抗与兴奋贯穿了1983年论争的始终，那么，1993年和2008年的特刊，对分裂（fragmentation）的担忧明显多于对“骚动”的欣喜。

在1983年特刊刊登的35篇文章中，有10篇论文的标题都出现了“批判（critical）”一词，其他的大多数论文也涉及批判研究。“批判”成为最常被提及的关键词之一，在整个问题中使用了456次。^[48]正如格伯纳所宣称的那样，“批判支柱”（critical backbone）保证了该领域的“专业完整性”（professional integrity）。而1993年和2008年的讨论重点更多地集中到学科本身，较少关注研究的社会作用。^[49]有研究表明，自1983年以后批判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都被传播学研究边缘化了。

斯拉夫科·斯普利查尔（Slavko Splichal）和鲍里斯·曼斯（Boris Mance）选择了八种国际传播期刊，在分析了1937年至2015年期间发表的15237篇文章后发现，“批判性”和“经验性”的观点并不相互排斥。过去70年里发表的大多数（56%）批判性文章有经验性的路径，批判性词汇出现在经验性文章中的范围通常比非经验性文章更加多样化和专业化，同时出现在两类论文中的批判性议题仅部分重叠。经验性文章大多使用特定概念，而非经验文章在概念上则更为复杂，常常同时讨论各种“批判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主流，同时也是经验学派的边缘。但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和反民主倾向的批判一直不如行政和实证主义研究那么引人注目。^[50]

内森·沃尔特（Nathan Walter）、迈克尔·科迪（Michael Cody）和桑德拉·鲍尔-罗克奇（Sandra Ball-Rokeach）通过元分析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将1951年到2016年间《传播学期刊》刊发的所有原始研究文章（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共1574篇纳入分析，主要聚焦两个问题：（1）什么是期刊优先考虑的研究范式肖像（paradigmatic portrait）？（2）期刊在全局表现（global representation）、跨学科性、焦点、方法论的复杂性、理论使用、编辑影响力、资金和多样性方面有哪些重要趋势？研究发现，（后）实证主义方法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该范式只在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期间受到周期性的挑战。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29%）和20世纪90年代（36.2%），批评、文化和修辞方法也仅占研究的三分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属于批判范式的文章进一步减少。作者认为1983年和1993年特刊所引发的对话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虽然它“表现了对范式对立的准确反应，但却阻止非实证研究的精神消退”。两种研究范式在理论创新和跨学科对话方面仍待改进。在有关媒介效果的实验设计上，作者提出，虽然实验设计正在经历从直接效果到间接效果分析这一值得称道的转变，但更多的重要趋势反映在对短期效果的日益关注而不是长期影响。^[51]

批判研究的范式迷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方面缘于“批判”意识的不足。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用“和睦”一词形容了传播学中传统领域与文化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传播研究是最早吸收文化研究并为其提供学术领地的美国学科之一，但传播学中的文化研究已经丧失了文化研究最根本的批判精神，已经变成了“传播文化研究”（communicational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与传播学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因为文化研究轻易地做出了妥协，在传播研究的概念中重塑自身，在“传播”与“文化”之间划上了等号。文化研究因此淹没于传播学模式之中，成为了传播研究范式的另一种选择而不是严峻的挑战。格罗斯伯格希望文化研究能把传播作为“实践”而不是“文化”，与“概念”进行重新接合（rearticulate），恢复其应有的批判本质，让传播学像其他学科一样在文化研究中感觉到一些“不适”。文化研究应该始终提醒我们“学科的边界永远不能成为问题的边界”^[52]。

麦克切斯尼在《处于十字路口的批判传播研究》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批判传播研究的“批判”意识应该得到更多强调。过去十年批判传播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涌现出一些重要的学者和著作，情况令人振奋。但同时他又用“与世隔绝”（insularity）一词表达了对批判传播研究的反思。他认为文化研究在美国批判传播研究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但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弱点难以理解：一是批判学者忽略了过去200年批判性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整体传统，更多地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霍尔等人的著作中汲取观念，而很少研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的作品；二是批判的目的不应仅仅是阐释世界，而是改变或改革，但许多学者对过去200年中出现的多样化的社会运动只是抱有一些陈腐的观念；三是批判传播研究远离其他学科的批判领域，也远离更广泛的左派知识社群。模仿现有的学术领域不可能取得学术上的成功，必须大胆采用通俗的和跨学科的方式与主流学术倾向背道而驰。因此，麦克切斯尼主张批判传播学者需要给予新闻学作为话语形式的特权，重视新闻学与民主的关系，而不仅仅把记者当作“权力的速记员”（stenographers to power）。传播学者要与活动家（activitist）密切结合，在激进主义者与公众之间最大限度地保持平衡，用现存的媒介系统取得最好的效果。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传播技术以难以了解的方式推进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公司对传播的控制与公众的无能为力为这一进程设置了障碍，传播学者首先要把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坚持自己的历史观念，在知识上和精神上保持清醒。^[53]

另一方面，“批判学者之间的分化日益加剧。除了欧洲批资本主义、美国批种族主义的区隔，还有各种其他分野，如针对生产还是消费、研究劳动还是受众、强调结构还是主体性、着眼压迫还是反抗等不一而足。归结起来也可说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渐行渐远。批判学者过去说主流行政研究格局太小、分工太细，此时自己也陷入类似境遇：这个分支的批判与那个分支的批判缺乏交集、难以对话。”^[54]

批判学派声音的消逝使两种范式的对话一度陷入沉寂，经验学派似乎有重返一枝独秀辉煌的可能，但21世纪以来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了一番全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