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贤兴，以谄衰①，君以忠安，以忌危②。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③，岂世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
（选自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卷三《实贡第十四》，下同）
【注释】
①谄：原作“謟”，为“谄”之俗字，今用正字。②忌：嫉妒。以忌危：即《贤难》所说的贤人“见妒”“见嫉”而“必遇患难”，从而使君主“败绩厌覆于不暇”之意。《后汉书·王符传》引文、《太平御览》卷428引文“忌”字作“佞”，虽也通，恐非王符原著之旧貌。③踵（zhǒng）：脚后跟。继踵：接踵，后面的人的脚尖接着前面的人的脚跟，形容多得接连不断。绝：断绝。
【品读】
国家依靠贤才而兴旺，依靠谄媚就失败；君主依靠忠良而安固，依靠奸巧就危殆。这是古今的通论，是世人所共知的。人才问题说到底，以能否得贤怎样用人为核心。然而，何为贤才？何为谄人？他们对于国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段文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
“贤才”一般指道德品行高尚，有一技之长、才智出众的人。《尚书·咸有一德》曰：“仕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论语·子路》云：“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贤才对于国家的作用极其重要，治理内政、保卫边防、稳定社会、发展生产都离不开贤才。有了贤才的执政，疆土才能得以固守，朝政才得以修明，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经济与文化生活得以保障，故曰：“国以贤兴”。同样，只有忠贤之臣，才会以君主和国家利益为上。而君主只有依靠忠贤之臣，国家才会安定稳固，故又曰：“君以忠安”。历史上，既可比之于贤才，又可称之为忠臣的，不乏其人，像屈原、诸葛亮、魏徵、范仲淹、海瑞，等等。
“谄”的意思是谄媚，用卑贱的态度向人讨好。“忌”的意思是嫉妒、憎恨。既“谄”又“忌”的人是小人。如果国君被谄媚嫉妒的小人包围，就会疏远忠诚正直的臣子，得不到善意的规劝。整天听到的都是好话，根本就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甚至危险已经到来时，还被蒙在鼓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灭亡，自有各不相同的原因，但在这一点上却几乎存在共性。正如《墨子·亲士》所云：“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小人始终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重，如果一个国家“小人”泛滥、滋长，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所以王符说“以谄衰”，“以忌危”。既然如此，对待贤才和小人的态度就很明确了，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然而历史告诉人们，君主往往“亲小人，远贤臣”。原因是，一方面，“自古奸臣害忠良”。那些奸巧的善于谄忌的小人，在与贤才的“较量”中历来占有上风；另一方面，君主自身不能明察善断，常常被奸佞之臣所左右，为诽谤之言所动摇。这样发展的结果，如王符所言，只能使衰败的国家、危亡的君主接连不断地出现，从而引起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愤慨和深沉忧虑。东汉中后期，世风日下，社会黑暗腐败到了莫可名状的地步，贤才所受的压制与忌害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王符向不公正的世道大声疾呼：“岂世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www.xing528.com)
在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人治”居于主导地位。王符在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当时的用人方法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了用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抒发了自己对人才重要性的看法。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对今天，也有着极为珍贵的借鉴价值。
【扩展阅读】
导言：治国需有法制，但更需要贤才。君子是法的本原，也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根本保证。所以为君之道在于任用君子，尚贤使能，做出好的表率。
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此之谓也。
（节选自《荀子简释》第十二篇《君道》）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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