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故鬼方之伐①，非好武也，猃狁于攘②，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③，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④，自彼氐、羌，莫不来享⑤，普天思服⑥，行苇赖德⑦。况近我民蒙祸若此，可无救乎？
【注释】
①鬼方：古族名。殷、周时活动于今陕西西北境，为殷、周的强敌。“鬼方之伐”，指殷高宗对鬼方的战争。②猃狁（Xiǎnyǔn）：古族名。殷周时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北境及内蒙古西部地区。“猃狁于攘”，指周宣王对猃狁的战争。攘：排除，指赶走。③《周易·蛊·象词》：“君子以正振民育德。”振：济。④《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⑤《诗·商颂·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享：献，指向天子进贡。氏，也是我国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⑥思：心。服：归服。⑦行（háng）苇：路旁的苇草。汉代今文经学家认为《诗·大雅·行苇》是赞美周的远祖公刘“仁及草木”的。赖：倚靠，蒙受。
【品读】
民本思想在王符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段文字，王符先提出“国以民为基”的概念，再陈述边地人民所遭受的羌人之祸害，从而得出统治者要拯救百姓的结论。这就从道义的角度论述了不能弃边民于不顾，这和前面从利害关系出发主张救边恤民的观点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众所周知，民为国始，先有民而后有国，国因民而生，因民而存在，民是国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正所谓“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因此，王符认为，圣明的帝王抚育百姓、爱护人民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操劳百姓的事情就像操心自己的家人一样。百姓有危难，让他们安宁；百姓受到死亡的威胁，使他们得以生存，解救他们的灾害，消除遇到的祸乱。现在，羌人反叛使得“五州残破，六郡削迹”，“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潜夫论·救边》）。既然从来没有民危而国安的事情，现在国基已病伤，根本已动摇，朝廷岂能坐视不管？因此，王符大声疾呼，朝廷要对苦难的边民采取有效的抚慰措施，为其创造安定的外部环境，这就要求在军事上奋力出击以平外扰，而不是弃边民于不顾。
然而，作为封建士人，王符难免有民族偏见，特别是羌人的起兵给其家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他难以客观地对待羌人的反叛行为。因此，他主张武力镇压。但王符并不是好战主义者，他主张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安定边疆，救边民于水火之中。所以，他说从前殷高宗武丁讨伐鬼方，并非是好战黩武；周宣王征伐猃狁，也并非贪其土地，而是为了“振民育德，安疆宇也”。现在边地久遇羌祸，朝廷怎能不兴兵为民除祸害，为国定边疆呢？王符还指出，古时，天子的守卫在四夷，比西边的氐和羌还要远，却没有谁敢不来朝贡，普天之下人心归服，路边的草木都蒙受着天子的恩泽。这就反映了王符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的理想追求。而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也必须先救边安民，平定边患。
其实，王符“天子守在四夷”的说法，体现了传统防止“蛮夷滑夏”的思想。原来，对中原王朝来说，治理边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问题。中原政权一方面要防止以夷变夏，另一方面要积极地以夏变夷。王符认为羌人叛乱是以夷变夏的表现，必须采取措施，以让其认同汉文化。但用武力解决羌人问题，并不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先进的文化和道德来感召，使其服从统治，正所谓“普天思服，行苇赖德”。(https://www.xing528.com)
王符身居边地，对羌人反叛给边郡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切身的感受。他所主张的救边，实质是救民，其中既包含着道义的要求，又包含着现实的需要。
【扩展阅读】
导言：这段文字是唐太宗晚年对自己治理国家的一个总结。他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作为治理国家的五项原则之一，是有深意的。历史证明，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如果不能实现民族和睦，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强盛。
待中华、夷狄如一
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节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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