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重要的是具有双重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启蒙运动。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很多研究证明，现代传播技术和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在促成启蒙思想的生成与传播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启蒙思潮存在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作为一种言论和思想表达，启蒙运动本身对出版业有强烈的需要，即表达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与知识，并把它传播到更加广泛的人群中去；第二，启蒙思想复杂多样，但是其核心理想是赋予人们以光明，帮助人们脱离其蒙昧与不成熟状态，强调对知识和自我理性的探询，自由的思想表达自然成为一个理智个体所应该具有的一项基本品质。因此，启蒙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了各种出版事业的繁荣及表达自由思想的更加广泛的传播。
从思想发展角度来看，自文艺复兴到启蒙思想的发展过程充分展现了西方社会和思想层面一次重要的断裂。文艺复兴强调了人权和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存在自身的价值；启蒙运动则是在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发展和传播了这种关于人的独立价值和人权的思想。这场思想运动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个人作为思与行的独立存在(主体)诞生了(弥尔顿的观念就是这种个体意识模糊的反映，只不过其还企图依据或者借用神的权威)。那么这样的人是怎样的呢？或者说个人凭借什么拥有这样的地位呢？笛卡儿认为是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2011)216则认为人享有自然权力:“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任何人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为准绳。”这样人当然享有自然的表达自由，并借此反抗任何对其表达自由的压制。洛克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发展完善为“天赋人权”的思想。当然，只要人们获得独立存在的个人价值，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既是一种自然行为，同时也是其权利，甚至也被看作作为一个人的资格[14]。而这种自然的法则就是人拥有理性。
我们可以概述一下当时社会的表达自由状况。这个时期的西欧社会好像突然从中世纪的沉睡中醒来，开始张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主要是对权威和压制的反抗，其具体对象指向天主教会权威和君主贵族的权力。不过从社会意义上看，这样一种看似普遍和广泛的言论反抗，更多是一些处于上升期、初具一定社会能量的新兴群体(这个广泛的阶层的构成是非常混杂的，既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地位，也有地域性特征，主要集中在城市，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智识要求，对自己存在与行为有比较清晰的自觉意识等)对社会特别是政治话语权要求的直接反映，这又集中表现为对出版自由(其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表达，但却以一种产业的成形而告终)的相对统一的要求。这种要求经过一系列复杂纠结的斗争，从当时社会已然涌现的大量的出版物和各种各样的异议言论及启蒙思想广为传播来看，这个要求在社会现实层面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但是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全社会所有阶级都获得了平等的表达自由，这种表达自由说到底还是一部分人的自由，虽然这个人群的数量超过中世纪和古代城邦。这个时候，我们反观弥尔顿，就不难理解其得到强调的原因，他明确要求的不就是出版自由吗？实际上早期的言论自由暗含着一种单向性，它往往是那些能够说话的人的自由。这表现为出版自由这样一个产业化的界定。(www.xing528.com)
到了这个时候，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作为一种人的权利及理性选择的思想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出版自由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小册子、新闻报纸与杂志)获得，特别是教会和君主不再垄断话语权。但是对表达自由的理解和实践却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和争议。自由总是那些可以提出要求，并且在经济上能够承担得起的人的自由。
出版自由在弥尔顿那里是对表达自由的理想化要求，所有人的自由，共同的自由，慢慢地就成为一种出版自由的产业体现，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这是(表达)自由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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