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图式的作用与问题

在克里斯蒂安等人看来，这四个推论过程是按顺序递进的，从界定到价值观的思考、伦理原则的调用，最终思考忠诚的问题。克里斯蒂安等人认为这个图式有两个作用。

(1)第一个作用是决策与行为指南。“从波特图式中的一个部分移到另一个部分，最终我们建构了自己的行动指南。”(克里斯蒂安　等，2000)4“最起码，编辑人员应该明白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有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采取更全面的政策的系统。”(克里斯蒂安　等，2000)7这个行为决断作用是人们非常期望获得的。

(2)第二个作用是社会伦理推理练习。也就是可以就一些特定的事件对价值观、伦理原则与忠诚问题分别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而且“除了认真考虑每个步骤以外，波特图式应该被看作一个循环的有机体。它不是一组随便放在一起彼此独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系统。我们已经从表面的第一印象转向从各个不同方面解释这一案件中所发生的事情”(克里斯蒂安　等，2000)6。

那么，一个潜藏的核心问题出现了，在分析了两种不同报道的价值观、原则和忠诚问题后，我们要问:他们谁做得对？从分析的过程来看，好像在每个阶段两种选择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这个时候，克里斯蒂安等人(2000)8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忠诚原则(原则与忠诚对象的统一):“在这个案例中，忠诚于悲剧的无辜受害者是最高原则。”媒体应该对被杀害的2岁小孩一家承担什么责任呢？“那家美国报纸似乎是利用了这个家庭的悲剧为自己牟利——它急急忙忙地公布了全部血淋淋的细节。一家媒介是不是应该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忠于自己，忠于报纸的信誉、能力，或者说忠实于好打听的读者？”(克里斯蒂安　等，2000)8

这样看起来，美国媒体的决定是欠考虑的。那么英国媒体的行为看起来就是对的了，可能也不尽然，英国媒体更像是碰巧享受到了研究者们新提出的忠诚原则的便利而已，英国媒体不公布少年犯的信息的决定与新的忠诚原则并不一致。

简而言之，克里斯蒂安等人新宣称的最高忠诚原则实际上无法处理我们真正关心的焦点问题:是否应该披露杀人小孩的信息？他们偏题了!(www.xing528.com)

同时，我们还需要再回溯到价值观的问题，看起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保护弱小者(杀人的小孩也可被推定属于弱小者)的普世价值观应该比新闻的职业价值观具有更多的优先性。这里面忠于谁的问题往往与一般的价值观或者原则性问题纠缠在一起，难以清晰地区分开来。而且，如果更进一步的话，我们还需要问:是什么决定了保护弱者的原则比新闻的职业价值观拥有优先性？

我们可以在原则性问题上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也许对案件细节和原因的追寻有助于更多的读者了解深度原因，让更多的家庭获得教训，更好地教育和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样看起来，美国媒体所采用的方法可能具有更加深远的价值和利益。这样，我们还要面对保护特定个人的权益原则与社会最大利益原则之间的决定性分歧，这个决定性分歧导致最后的行为决策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稳固。

因此，当我们全面审视波特图式时，可以看出其对价值、原则和忠诚的区分是有一定的分析价值和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特定决策的推理过程，并对这个过程进行仔细推敲和讨论，磨砺我们的道德感觉和伦理敏感性，为我们的决策和行为提供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但是具体到细部分析时，我们发现行为本身的多义性和效果的不确定性导致各个阶段的分析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性。

这在应用何种原则上尤其突出，在忠诚上也可有多种诠释，比如如果忠于受害者家庭，报道上如何回应这个家庭可能对少年犯提出的正义的报复性要求:让他们的名字与恶行被人们知晓，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这个时候如何行动？依据原则我们往往会犹豫不决，但是依据某种利益、某个清晰的职业感或者某种坚定的信仰，我们可能获得毫不犹豫的行动能力，这样一些原则之间的尖锐对立凸现出来，双方各执一词，争议无休无止，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难以解决的分歧问题？波特图式可能不一定能够解决最终的判断问题，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决策过程有益的伦理推理练习^[1]。

看来我们希望得到决策和行为的道德判断的简明模型是一种幻觉，没有什么简单的公式能够简单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