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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仁、义:以《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来源

时间:2023-1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说文·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这样,后继者纷纷沿用这些概念进行推演、阐发,于是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之下,关于天地、人世间的各种想法不断丰富,产生了以《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北宋周敦颐以仁为阳、义为阴,与扬雄不同。王夫之认为阴阳、刚柔、仁义等概念“不可强同而不相悖害,谓之太和”,仁的两种属性交感呼应,处于“太和”的状态。

《周易》与仁、义:以《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来源

仁的本义,我们可以从《说文解字》中找到答案。《说文·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从仁字的古文字形来看,的左边是侧立的人形,右边是数字二,也可以理解为重文符号,它的本义,指向了人和他人的关系问题。用较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际关系。《说文》则认为“亲”是一种“仁”的方式,这和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有相同之处。如果将自己理解为阴,他人理解为阳,那么,人际关系就是阴阳的互动、交合,怎么样处理好这种互动,是《系辞》作者、儒家乃至于先秦诸子、全体古人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优势所在,十分重视人际关系处理问题。因为其中包含的逻辑十分明显:社会的稳定运行,其基础是人际关系的良性展开。人际关系包含很多类型,例如《家人》彖辞所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则是古人尤为看重的。

《系辞上》接下来阐述的也很明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系辞》的作者在总结了天地的阴阳二维属性之后,将其拓展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仁、最基础的人际关系,是男女。其他一切莫不从男女关系的处理展开,进而有序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其中的逻辑推演是层层递进的,处理好了,则可以对人之德、业均有帮助,进而“成位”。这也就是后文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的模式是以天地为标准的,所以能够完全反映天地运行之规律。

《系辞上》又说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在儒家看来,仁就是阴阳之道,阴阳之道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就是仁。《说文解字》所说“仁者,亲也”,就是一种阴阳互动的方式,同时也是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指的是要从内心深处保持对他人的亲爱心态,否则便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这种外在强加于人的、想要保证良好人际关系的手段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人人都是伪君子了。那些不认同、不实践儒家概念中“仁”的各种规定性的人,也就是小人。《系辞下》说:“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屦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对于小人来说,他们是不会考虑他人的、不从心底里想要亲爱他人,也就是不仁;他们也不会考虑义的问题,社会规范一概漠视,就是“不畏不义”;不见到好处不会收敛,不是严厉的处罚手段对他们不起作用。《噬嗑》初九说给他们用脚上戴刑具这种较轻的惩罚,没有太大的咎害,也就是“小惩而大戒”,小小的惩罚取得较好的改造效果。从《系辞》和《噬嗑》这两段话来看,《系辞》的作者以及儒家人物都主张仁,希望人人相亲爱,对于不遵从这种规定性的人来说,首先确定“小人”的定性,再通过“小惩”这种较为轻微的处罚来改造。这也是体现了“仁,亲也”的理念,仁者对小人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不会不给改造的机会,总是希望小人好起来的。

《系辞下》提到的“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义。《说卦传》提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顺性命之理”,是《易经》作者的一种创作思路,他们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之后,总结出了“性命之理”,也就是万物的自然法则,再一一为其命名,取了阴阳、刚柔、仁义等概念,下了定义。这样,后继者纷纷沿用这些概念进行推演、阐发,于是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之下,关于天地、人世间的各种想法不断丰富,产生了以《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落实到人类社会,仁、义这两个能够保证其良好运行的核心概念就不断被认可与强化。(www.xing528.com)

今天看来,“仁,亲也”是关于人的内心的要求,而“义”则是从外在加诸人身的。《释名·释言语》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意思是义是外在的一种规定,和礼有相同的作用,义规定人应当如何,具有“裁制事物”的强制力。两者并举,并不单纯依靠对人内心的要求(仁),才是完整的儒家学说系统,才是最能取得社会治理效果的方式。后世的易学家常常机械地将仁义与阴阳相配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东汉扬雄说“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君子面对仁的时候表现出柔的特征,面对义的时候则展现出刚强的一面。北宋周敦颐以仁为阳、义为阴,与扬雄不同。朱熹的看法与周敦颐相近,认为当以仁对阳[1],认为仁若无阳刚的属性则产生不了“造化”。

明代王夫之以“乾坤并健”的思想为出发点,较为稳妥地阐发了仁义与阴阳的辩证关系。王夫之也“顺性命之理”,认为体现天道的阴与阳是同时出现的,两者互为补充不能分离,纯阴纯阳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就符合辩证法的思路了。天地如此,男女如此,人类社会的仁与义也是如此。“仁之严以闲邪者刚也、阴也,慈以惠物者柔也、阳也。义之有断而俭者阴也、刚也,随时而宜者阳也、柔也。”也就是说,仁“严以闲邪”的一面是阴,“慈以惠物”的一面是阳;义“断而俭”的一面是阴,“随时而宜”的一面是阳,仁并不是纯粹的阳刚。这样就是看问题的深化,虽不能说扬雄、周敦颐、朱熹等人看法错误,但无疑王夫之更胜一筹。王夫之认为阴阳、刚柔、仁义等概念“不可强同而不相悖害,谓之太和”,仁的两种属性交感呼应,处于“太和”的状态。[2]“太和”是怎样的呢?《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就是统一,就是合二为一,事物的两种不同属性必然同时存在于其中,协调互补,否则不能成为完整的事物。二者的同时存在,还必须融洽、协调,如此才能“利贞”。对立统一的因素相保合于一体,才是太和。对于仁来说,必然有刚强的一面,不能纯粹的是柔。《论语·里仁》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不就是刚强的一面?为了坚持仁,实在是要固守内心的信念,不刚强是坚持不了的。《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毅也就是一种坚守,必须固守信念才能做到。而对于义来说,《论语·为政》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是义要有刚强一面;《论语·里仁》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适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之意,无莫是不盲目钦羡之意,可以认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无一定之规。[3]也就是王夫之所言“随时而宜”,是柔。

仁、义皆有其两面性,因此需要从更深层的角度出发看这两个概念。同时,两者又必须相结合,才能避免单凭仁或者单凭义的缺陷。仁、义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前文引用《释名》“义,宜也”的解释,说明寻求适宜的方式去处理人际关系是义,那么每个人对“宜”的理解不尽相同,面对同一件事情,怎么处理才算是公认的宜呢?这里面也就反映出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儒家对此有大量的思考和观照,也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故事。《春秋》《论语》《孟子》等书均用了很大篇幅讨论怎么做算是仁、怎么做算是义。《说卦传》提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是在经过“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顺性命之理”的过程之后,站在辩证哲学的高度,提炼、归纳出阴阳、刚柔、仁义、命等核心概念,将人世间的仁义升华为阴阳,使仁义等概念进入囊括宇宙万物的概念系统,促使阴阳概念更加完整,能涵盖更广泛的事物,也就是“《易》与天地准”。仁与义必须有机结合,也要符合万事万物乃至于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这就是《说卦传》体现的思想,“顺性命之理”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真正找到符合“道”的人类社会运行方式,才能使仁、义发挥其充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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