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又可细分为“重卦之人”与“卦爻辞作者”两个。最早涉及“重卦之人”的争论，可追溯至汉魏时期。孔颖达称：
王辅嗣等以为伏羲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1]
此四论中，以王弼和司马迁的观点最具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称周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后扬雄、班固等承其说。王弼则谓“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孔颖达以为此说“为得其实”。[2]宋儒中，如杨绘、陈元纲、刘安世、吴沆等都质疑文王重卦之说，[3]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更为深入。近现代的学者根据商周时期的出土文献考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在殷商时期便已经存在了。
“卦爻辞作者”这一问题，唐代以前主要有两说。据《周易注疏》卷首，一种说法认为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郑玄等持此论；另一种说法认为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马融等认同此论。孔颖达则依据第二说，认为“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4]宋儒于此二说亦有质疑，但尚未出此范围。其有论者，或以为卦辞、爻辞分属文王、周公，或以为均为文王所作，或以为既非文王亦非周公所作，各有说辞。[5]此一问题至今难有确论，但是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卦爻辞的形成，非出自一人一时，乃是经过长期演变，约于殷周之际被加工整理而成。
对于《易经》的作者，张载只称“圣人”，而无具体详说，如解《坎卦·九五》：(www.xing528.com)
险难垂出而下比于四，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故圣人惜之曰“（只）〔祗〕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一本云：坎盈则进，而往有尚矣。[6]
又如其解释《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认为：
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7]
《系辞上》有“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说，张载或以此为据。也有可能，张载认为《易经》是伏羲、文王等圣人的群体成果，非成于一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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