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具体状况-民元时期新闻业的剖面研究

钱穆先生在谈到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时，明确指出历史具有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的特点。对历史特殊性的研究最有价值和意义，也符合学术研究实际，是实现世界学术研究精彩纷呈的必然要求。中国新闻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欲了解中国新闻史之特殊性，必先明白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新闻事业有特殊的历史追求。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大的特殊性就是五千多年的文化延续不断，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大多为治理社会而服务的。“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23]只有知晓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近现代的报人为何将报纸“立言”放在第一位，更好地理解晚清政府末期的变革、辛亥革命的兴起，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立等史实，以及各阶层、团体将报刊言论功用发挥到极致的实际情况。各种言论和学说通过报刊这一载体，传播于广大受众，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潮流。一个历史明证，中国人民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思想讨论，在缔造国家、政府的过程中均未获成功后，一部分中国新闻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实践成功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的报刊是为国民立学说，为民族立国家的。与西方相比较，这是中国近现代新闻报刊迥异于西方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是中国新闻史的独特之处，应该是新闻史学研究的着力点，而我们当下的新闻史却鲜见深刻反映。

其次，中国新闻事业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现代新闻业发端于国家亟待振兴之际，最早的报纸创办人员，王韬、梁启超等人，其创办报纸的目的与西方报纸是有很大不同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24]西方报纸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兴盛，资本家办报的最终目的是出于对利润的追逐，报纸是私有的。虽然报纸业也在舆论向导、政府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被称为“第四权力”，但报纸也如同其他有形产品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私有产品，利润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减少以致亏损，其所有人完全可以让报纸转手或者死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百年大报《基督教箴言报》宣布停止印发纸质版就是很好的明证。与之对应的，中国早期报业的创办并非主要出于对利润的考虑。王韬主张报纸应该“立言”，“为庶人之清议”（《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梁启超认为报馆“有助于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办报的出发点与西方报纸有很大的不同。康梁在办《中外纪闻》时，报纸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募捐而来，报纸免费发放给在京官员。可以看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国民中的先知先觉者用报纸来启发民智，引导民众，出于救亡图存目的。这是历史大环境的特殊需要。此外，中国的特殊国情难以确定“第四权力”之外其他三种权力，盲目将国外学说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其功效适得其反。中国新闻事业虽然学习了西方报纸的壳，但实质却还是属于中国独有。不明白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中国的报纸何以多是知识分子在为之，难以理解邹韬奋等报人的前赴后继行为。(www.xing528.com)

再者，中国新闻事业有特殊的办报主体。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办报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是国民中具有先知先觉的那部分人，是由“士”转化和演变而来的独特群体，秉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余英时认为：“‘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25]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大趋势是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新闻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十分重要。知识分子无法运用国家权力实现改造国家衰败的命运，认识到报纸宣传舆论、教化民众的作用，通过报纸宣传各种主张，希望从下层开始变革，启发民智，动员社会下层以达到改变国家命运的目的。报刊就是这一宣传目的的良好载体。这与西方办报主体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之师，居高临下，以提供专家学者的权威意见为荣；但西方媒介工作者自认是专业人士，不是知识分子，与受众地位平等，他们在理念上和形式上尽量不掺杂意见于新闻报道，以得到最大多数受众的青睐。”^[26]中国知识分子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报业的主力军，扮演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中国新闻史上的维新潮流、民主革命潮流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潮流等等，均是中国报刊不同于国外报刊的重要方面。中国新闻史的史情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野言朝，通过著书立说来改变王朝政治的传统有着天然相似之处。

不深入考察中国新闻史的这些特殊性，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民族特色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