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对立与民元时期新闻业

（一）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与“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完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历史革命使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仔细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革命纲领。这与儒家传统相距甚大，强调民主和自由观念，是西方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石。孙中山希望以此实现彻底的西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实现从观念到实践的彻底颠覆。

在当时民智待开的中国，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仅有一些新式知识分子、留洋归国学生和革命派人士简单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让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摒弃传统思想观念，理解并接受“三民主义”，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工程。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偏远的乡村，革命者的“三民主义”思想远远没有达到。事实上，即使在革命者内部，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也不都是深刻和统一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仅仅实现完成了“民族主义”的目标，同盟会内部就开始出现了分裂活动。章太炎就公开表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25]的主张。在一个没有民主基础的国度里，要想瞬间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国，用西方民主共和的价值取向取代儒家传统，实属不易。

（二）实用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在如何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问题上，民国初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可以看作是实用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不同价值取向。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典型的政客，懂得如何运用官场隐蔽规则，把握政治局势发展，利用各种社会势力为自己的政治企图服务。当时的《纽约时报》就认为：“袁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明显区别于那些煽动家和半吊子‘革命家’，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进步。”^[26]在国内，袁世凯也是被公认的能够领导新政权的关键性人物，优于革命派的空头口号。^[27]在全国局势失控的状态下，手中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是获取胜利的最基本保证，袁世凯深明这一点。所以，在清政府与南方革命力量之间，他扮演了一个两面讨好的角色，并最终获得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之后，他又故作聪明地导演了一出选举闹剧，雇用打手强迫议会议员正式选举其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和当时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士、旧官僚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能以最少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当然，这些都属于故作聪明的政客行为，而非政治家行为，终将被历史无情抛弃。

而革命势力则不然，存在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妄图通过几次革命活动就能推翻清政府，从上而下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从革命力量的构成来看，这些留洋学生、新式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革命，张嘴闭嘴都是民主共和，却不能从更深的层面分析了解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的确鼓舞了革命派人士，南方各省份宣布独立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但当革命领袖孙中山真正领导这支队伍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就接踵而至，难以应对。宣布独立的各省份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军事格局势力，虽表面上赞同革命，但更重视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程德全就为了维护江浙地区的稳定，保护当地的士绅阶层利益而采取武力手段镇压了一批投机分子，同时积极与北方的袁世凯进行沟通。在这部分人眼中，袁世凯是能够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能臣干将，要比革命势力的空头支票来得更为现实。(www.xing528.com)

（三）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极力加强中央的专制统治。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大清报律》（1908年）及《报馆暂行条例》（1908年）等新闻法律对言论进行管制，公开钳制舆论，限制新闻自由，加强专制统治，迫害报馆报人。民初的《暂行报律》也有钳制舆论、意在专政的嫌疑。后来的北洋政府亦未有所改观，制造了“癸丑报灾”，取缔了大批报馆，迫害了大批报人，并颁布实施了《报纸条例》（1914年），仍以《大清报律》为蓝本，对舆论进行公开的钳制和破坏。这些都是典型的专制统治手段。

无政府主义就是没有统治，抵制一切形式的国家专制主义，与暴力革命同时成为时代潮流。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流入中国，的确影响了一批青年人，包括早期的毛泽东本人。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无政府主义提供繁殖和传播的土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荣，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的专制统治，让青年人对政府统治产生了普遍抵制情绪。而此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入，让一些青年人眼前一亮，迎合了青年人的心理特点。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段文字：

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恶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拔一切特权之毒根；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28]

诸如此类言论在报刊上得到大力鼓吹，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杀的竟占到21.65%。^[29]其代表人物是刘师培、何震夫妇。他们到了日本不久，就被当时最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所迷惑，立即从激烈的反清主义者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并创设机关刊物《天义报》极力进行宣传，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当时的章太炎、张继等人相继都被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实用、精致所迷惑，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更多无政府主义信仰者^[30]。

对此，梁启超有过冷静客观的批评，他说：“无政府党者，不问为专制国，为自由国，而惟以杀其首长为务，彼等之目的在破坏秩序，若夫专制秩序与自由秩序皆非所问也，彼等秩序之敌也，文明之敌也。”^[31]而实际上，那时的无政府主义又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杂烩，既推崇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也推崇俄国1905年革命，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推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为此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介绍一切激进的反传统思想，恨不得中国能够在一天之内变个样。^[32]所以，李泽厚先生将无政府主义称之为“对现存秩序的个人病态反抗”，实际上成了专制主义的补充和帮闲^[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