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一统”的思维模式，辛亥革命后，就应该迅速建立一个具有中央集权的统一完整的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独立完整，挽救民族衰亡于水火。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保障中央集权的权威，实现人事的正常运转。
然而，缺乏绝对实力支持的南京临时政府行事优柔寡断，目标模糊不清。在政权的建设上，出现了众说纷纭的情况，思想并没有统一，即便是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水火不容的局面。于是，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就迫不及待地出台了《暂行报律》，以求消弭争论，统一言行，实现一派知识分子对另一派知识分子言论的禁闭。这是集权思想的体现和运用。当《暂行报律》到了中国报业俱进会时，该事件无疑引爆了更加猛烈和巨大的反应。上海报界迅速对其进行回击，以民权卫士自居，促使孙中山撤销了《暂行报律》的施行。这可以说是民权对集权的短暂胜利。
“大一统”思想核心是疆土一统和以治权及法令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一统，同时也涉及思想一统和文化一统[13]。传统的士人希望继续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发挥强权人物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这一派人基本上是拥护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孙中山的出现并迅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似乎打乱了他们的布局。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则普遍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政权，仿效欧美，妄图通过政党政治左右国家政权。两种建国思路互不相让，但都打着民主的口号为己方造势。作为政坛老手的袁世凯则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并最终渔翁得利。(www.xing528.com)
然而，民权和集权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作为希望集权于一身，甚至幻想回到皇帝时代的袁世凯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他既不懂什么是民主，也不晓得议会如何运转，但他是一个政治老手，熟悉如何集中各种权力，在混乱的世道中，经验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武力威胁，解除了部分省份总督大员的权力；通过暗杀手段解决了宋教仁[14]，打破了国民党对国会的垄断；通过接连更替内阁总理职位，架空内阁权力。作为手握实权的政客来说，这是常用的官场手段。对于新规则不了解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他只能按照原有的思维办事，规避或者践踏新规则，落后于时代，并逐渐被时代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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