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直试图通过改良的方法来实现中国进步的梁启超，突然发现清政府在巨变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大厦倾覆，革命小将和前清权臣分享了国家政权。在此种情况下，他深信当时的政治人物难以完成国家振兴的历史重任，更深信自己能在新的环境下实现政治抱负，成为“治世之能臣”。其在1912年之后几年的报刊基本是遵循这一原则出发的，宣传治国的制度和理念，翻译、宣传财政思想等，为自己走上政坛服务。正如知名报人徐铸成认为：“他是一个学者，又喜爱参加政治，新闻只是他的副业，或者说只是他政治活动的一种手段而已。”[21]也有研究者认为：
综观梁启超一生的办报活动及新闻思想，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一切报刊活动及舆论宣传都是围绕着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他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他所说的“报馆有益于国事”。[22]
最终，梁启超实现了自己能在政坛变革的愿望，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在仕途上似乎也一帆风顺，1913年，他被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聘任为司法总长，1914年被聘任为天津币制局总裁，一直到1917年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
然而，在军阀割据的年代里，手无寸铁的文人知识分子想要在治理国家上有一番作为，谈何容易。所以，后人认为梁启超以“善变”出名也有一定道理。在他的一生中，追随康有为建立保皇会，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为其摇旗呐喊，最终师徒分道扬镳；对袁世凯抱有希望，极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奔走呼号，却得不到袁世凯的支持，之后亲身参与到护国运动中，与其彻底决裂；对段祺瑞抱有一丝希望，希望推动国家财政改革发展经济，却无果而终不得不解甲归田。
一次次地仕途失意，使当初参政的豪情渐渐冷却下来，但并没有降低梁启超继续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情和干劲。1918年至1920年间，梁启超开始了旅欧访学之旅。归国后即宣布退出政坛，专心学问，潜心著述，回归到思想启蒙的工作中。这之后，他奔走于北京、天津各地高校，专心讲学，时而义愤填膺，针砭时弊，不输台下青年；时而悲情万分，声泪俱下，流露悲悯情怀。梁启超为国民的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一批又一批“新民”从他的课堂走出去，开创新天地。这期间，梁启超出版了《旅欧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学术著作。
虽然梁启超并没有通过报刊活动最终实现其政治家救国的梦想，却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23]，其报刊思想明显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革命派通过报刊极力鼓吹革命，并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并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辛亥革命后，各个政治团体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无一不把报刊当做政治活动的阵地。梁启超归国后，对报刊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www.xing528.com)
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24]
将报刊的“鼓吹之功”放之最高，可见其对报刊宣传鼓动思想的认可。
在长达25年的办报生涯中，“他的文章在推动辛亥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25]。同时，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报刊理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少有的报刊理论家，丰富了中国新闻思想理论，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阅历。
虽然历史的研究难以进行段落分析，特别是对梁启超这样对近代历史有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而言，其思想是贯穿一生的。但通过对民国元年的梁启超报刊思想的分析，我们仍能找出一代知识分子楷模开始转变的蛛丝马迹，“凡是可以占有学术史一个位置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曾和政治发生过关系的”[26]。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中国新闻人区别于西方新闻人的特殊所在，是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所在。回到国内的梁启超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最好机会，但其为国为民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根本就无用武之地，无奈之下，只能退归学院，继续完成“广民智、振民气”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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