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庸言》这一平台，梁启超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回报。他先后做过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长、天津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有了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机会。但在中央集权失势、军人当政、军阀混战、南北不统一的局面下，梁启超的政治抱负缺少实践的条件，也缺少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北洋军阀掌控天下，政府权力弱不禁风，根本无法保证政通下达。可以说，梁启超最后的政治努力随着失望和悲剧收场，让人唏嘘。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人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一个为民族为国家为中央政权拼搏进取的形象。
梁启超被袁世凯聘为司法部长后，就匆匆离开了《庸言》报馆，开始了七年左右的宦海生涯。作为一份存在时间不长的报刊，《庸言》给我们诸多启示。
首先，新闻自由之路漫长而曲折。虽然《庸言》标榜自己是独立自由之舆论，对当时的民初政界各派多有客观批评。但这些都是建立在梁启超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身上，使当权派不敢采取过激的手段。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梁启超在《庸言》上刊发的文章也是有明显实用主义追求，具有保守主义色彩。梁启超将自己的位置定位为“治世之能臣”，无意于国家大位，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同时，他非常渴望能与袁世凯等权势人物联合，实现所谓开明专制的国家体制，按照自己的理想实现渐进式改革的目标。这也符合北京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要。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就治国方略、国民性、财政权、公民权等问题展开研究，利用《庸言》阵地进行宣传启蒙。作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内心缺乏专业的新闻自由意识，对西方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梁启超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仍是中国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其角色兼有传统和西化的双重特征，而本质上仍是传统的士子。
其次，报刊具有启发民众传播知识的功能。《庸言》设有五大栏目，数十个子栏目，每期发表文章超过10万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艺、新闻等，是一本质量上乘的期刊。作为一本严肃的政论性期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期发行都能超过1万份，无疑对社会启蒙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样高质量的刊物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庸言》在当时言论界和知识界发挥着旗帜和引领作用，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庸言》在传播知识方面的成功，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报刊提供了诸多成功经验。新文化运动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期刊，多多少少包含《庸言》杂志的影子，在社会思想启蒙方面发挥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大踏步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者，报人要坚守独立的职业道德。在梁启超笔政的一年多时间里，《庸言》是半月刊，出版频率高，并一直保持着可观的发行量，网罗着固定的受众人群。然而，梁启超毕竟太在意自己的政治仕途，对杂志的关心程度远远赶不上对政治生涯的关心。随后，梁启超离职转向政坛，《庸言》的命运亦不复创刊之时之生机。虽然，黄远生竭力维持《庸言》的编辑和出版，进行编辑革新，亦无法摆脱休刊的命运。黄远生勉强主持出版最后的六期（变为月刊），《庸言》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这启示我们，在新闻事业职业主义的道路上，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热爱新闻事业并奉献新闻事业的新闻人。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缓慢发展的历史过程。
对于梁启超来说，《庸言》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短暂驿站，是他习惯使用的一个宣传工具，也许不值得深究。1912年，梁启超凭借《庸言》之力，组党造势，为自己积累了足够的人气和资本，最终顺利跻身政治上层。这正如他当初凭借《时务报》之力位列满清朝廷一样。所不同的是辅佐的统治者和历史环境，但结果都是相同的。前一次，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自己流亡东瀛；这次，在北京民国政府中毫无建树，选择远赴欧洲。结合梁启超的历史身份，分析《庸言》杂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之路上的坎坷经历，也能更好地理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质。
1918年，梁启超远赴战后的欧洲，进行考察，撰写了《旅欧心影录》等书籍。在书中，对欧洲的文明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与东方文明进行对比研究，得出诸多新的认识。“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梁启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伟业。”[48]一直为启蒙和救国进行孜孜不倦的学问追求，探寻真理，梁启超终于认清启蒙的重要性。于是，宣布退出政坛，走进大学讲堂，传经布道。达不能兼济天下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独善其身”，回到启蒙大师的道路上去了。这是中国士子长久以来的智慧选择。
【注释】
[1]徐新平：《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2]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
[3]彬彬（徐彬）：《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4]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47页。
[5]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
[6]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7]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8]张怀俊：《从“报馆有益于国事”看梁启超的新闻观》，《新闻知识》2007年第12期，第88页。
[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8页。
[10]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81页。
[11]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3—74页。
[12]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20页。
[13]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4]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5]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16]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就曾记载：梁启超也存在抄袭的嫌疑，仅举一列，其在日本主编《清议报》及《新民丛报》期间。“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此苏峰之文学所以间接予我国文学之革新，影响甚巨，而亦《新民丛报》初期大博社会欢迎之一原因也。”徒剿袭而不声明出处，直以掠美为能事。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802页。亦可参考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一个辛亥报人的民国记忆》等书籍。
[17]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文集》，上海大道书局，1936年，第138页。
[18]梁启超：《致袁世凯书》，《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637页。
[19]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21]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3页。(www.xing528.com)
[22]张怀俊：《从“报馆有益于国事”看梁启超的新闻观》，《新闻知识》2007年第12期，第76页。
[2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44页。
[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25]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26]郑师许：《我国学者与政治关系——为哀悼梁任公先生而作》，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27]梁启超：《致袁世凯书》，《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636页。
[2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2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30]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32]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480页。
[33]梁启超：《给孩子们书》，《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645页。
[34]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35][美]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36]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37]刘东：《晚年梁启超》，《中国青年报》2010年8月25日。
[38]同上。
[39][美]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40]梁启超：《庸言》，《庸言》1912年第1期。
[41]梁启超：《庸言》，《庸言》1912年第1期。
[4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43]焦金灵、武占江：《从〈庸言〉易主看民初新闻传播界的新动向》，《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2期，第104页。
[44]李秀云：《梁启超与〈庸言〉杂志》，《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第68页。
[45]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6页。
[46]同上。
[47]彬彬（徐彬）：《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48]刘东：《晚年梁启超》，《中国青年报》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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