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的新闻传播效果，是指报刊新闻对公众的影响力情况。效果的评价历来是社会研究的难点，是不容易衡量的社会学概念。对于历史中的效果评定，则更不好衡量，也无法界定，我们只能从侧面进行推理和归纳。
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当时的新闻影响。民国初年，全国有各类报刊500多家，总发行量超过4 000万份，绝对数量已经相当可观。然而，当时整个中国的人口大约有4亿多，平均每10人拥有一份报刊。这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公众对新闻需求的热情很高，新闻已经成为部分人群生活必备的东西。通过阅读报刊，可以迅速知晓政局动态和经济发展情况，对特定人群有着特殊的作用。天津《庸言》初创即销售1万份，直接体现了公众对报刊的需求热情。在北京，《亚细亚日报》最初发行只有几千份，在“癸丑报灾”后，发行量急剧增加到3万份。虽然是一份御用的报刊，充满了对袁世凯的歌功颂德和对国民党的诋毁中伤，但在大量先进报刊被取缔、无报可读的情况下，促使该报发行量的急剧上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人对于新闻的需求程度，反映了国人已经将阅读报刊当成生活的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报刊总的发行量比较可观，但传播对象比较集中，成分单一。在更加边缘的城镇、乡村和偏远地区，报刊的阅读情况仍十分有限。根据北京民国内务府调查报告显示，1911年12月到1912年10月间，北京一地的报馆总数已超过百家。[43]而同时期，受制于教育条件的落后，广大农村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率仍旧很高，国民教育普及程度很低。这就限制了报刊的传播广度。国内的众多报刊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占到总报刊数量的五分之四。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常常是一城一报，传播受众比较少。绝大多数乡镇居民根本没有接触到报刊，也不懂阅读报刊。(www.xing528.com)
此外，报刊上充斥的各种相互攻讦、谩骂、中伤的文字也影响了人们的视听，干扰了公众的正常视线。如袁世凯曾收买了一份刊物《民强》，专门做御用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甚至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10万余套，运回国内流传，以做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侮蔑他们的声誉。[44]这些政客的活动给新闻事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是卑鄙恶劣的行径。
根据以上分析，民初的新闻业传播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新闻的舆论影响力在国内发达城市和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新闻的影响力并不突出，这与中国传统城乡隔离的社会状态有很大关系，与文盲半文盲人群数量巨大的具体国情有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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