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纷乱的价值思想使各个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在寻求救世的方法和途径，相互冲突和融合，陷入思想混乱的状态。清政府被迫的开放政策，让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他们回到国内，极力要推翻清的专制政府。国内的士绅阶层不希望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社会的更替，更愿意用改良的方法缓慢推进改革，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武昌首义的成功，使这种局面更加复杂化，国内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完成维护国家政权完整统一的历史任务，在摸索中艰难前进。但是，民主自由的新思想、新价值观正逐步深入人心，即使是那些最不愿意接受民主自由思想和不理解民主自由思想的旧官僚、旧军阀们，也不敢轻易公开表示反对。

新式思想的急剧融入，缺少充分而有效的消化时间，更缺少群众基础，使民主自由思想犹如空中楼阁，既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施，又不能加以摒弃。社会的进步总是不那么一帆风顺，需要经历种种坎坷和挫折，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虽然专制帝国已经覆灭，民主共和国已经建立，但遗憾的是，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使新生的共和国徒有虚名，甚至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34]。从表面上看，“共和招牌”已堂而皇之地挂出来，但人们的内心并没有完全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在沿海城市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西方价值思想的长期渗透，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已逐渐失去了轴心作用与主导意义。但在广大的经济落后农村，“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35]很显然，辛亥革命所导致的制度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旧有心理。如何消除新旧价值的紧张状态，更新文化观念，重建社会的价值理想，不能不成为有识之士的致思方向。

冲突融合的过程虽然艰难和痛苦，“中国在前进的过程中固然需要考虑西方价值观的先进性，但不是就简单地提高西方价值观的高度，中国在前进过程中必须进行新的创造，世界在前进过程中也必须进行新的创造”^[36]。实际上，符合中国国情的、主流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中。这也正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各路志士加入到治国方略的设想和建设工作中，并最终产生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学说思想，对未来的“大一统”国家建设提供诸多思想源泉。(www.xing528.com)

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来自于外部的灾难和压力带来的正常结果是刺激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37]民元时期发生的剧烈思想变化正孕育着新的价值和主义，自由的思想将随着时间的更替更加深入人心。随着这种局面的发生和发展，一场空前的、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之中。七年之后的1919年5月4日，发生于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动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独立、自主、富强的目标。没有1912年前后的剧烈变化和交融，中国将仍会如同睡狮一样，茫然不知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