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当时的官报和民报，我们不难发现，官报在与民报竞争过程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根本无法实现掌控公共舆论的政治目标。有论者就从营销方式、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分析官报“一败涂地”的具体原因[51]。我们亦可以根据传播学的基本要素，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官报最终失败的原因。
从传播信息来看，官报发“文”，民报发“闻”。清末官报刊发的内容经过地方大臣亲自厘定，其体例和格式大体相似，主要是朝廷政令、皇帝圣谕、奏章、宫抄等等，都是经过朝廷和有关部门核准的内容。简单来说，官报主要印发“公文”，缺乏新意。民报则不同，主动收集和编辑有价值的信息，主要刊发政治和社会新闻，并配发论说，能够吸引读者，符合报刊的发展趋势和潮流。概括来讲，民报主要刊发“新闻”。长期以来，中国以儒家治国，实行愚民政策，并不希望普通大众能够掌握信息。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一帮朝廷大臣在短时间内跳出体制束缚，革命性地推动近代社会的新闻革命。对此，戈公振先生就说：“‘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下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52]
从传播对象来看，官报在“官”中，民报在“民”中。官报的对象主要是各级官吏和知识分子，官报的主办人不愿意也不希望普通民众接触到官报。归根结底，官报“作为一种舆论控制的极端手段”[53]，压根就不希望社会公众参与其中。这中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逐渐拉大清廷与国人的距离，扩大了朝廷和民众的矛盾。而民报则正好与之相反，格外重视社会公众的反应，充当社会舆论领袖，积极代表民意反抗满清朝廷。戈公振先生曾评价中西方官报的差别：“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54]
从传播效果来看，官报如石沉大海，民报却蒸蒸日上。一些朝廷大臣对官报是极其重视的，不仅拨付巨额经费准以发行，而且经常亲自过问官报的出版和编辑工作。例如，袁世凯就鼎力支持《北洋官报》，“从筹备创建到编辑发行乃至运营效果，袁世凯都亲自过问”[55]。他们重视官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全掌控官报，“浸透了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色彩”，是中国漫长专制社会传媒管理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56]这一控制的结果就是形成了绝对的、单向的信息流动传播，从而失去了公知性和权威性，导致官报传播的效果大大降低。同时期，民报则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报刊数量上有明显的超越，而且公众的认可度获得空前的提升。民报的传播效果远远超过官报，在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也是遥遥领先。(www.xing528.com)
总之，清末官报并没有获得设立官报的预想目标，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报的发展。在此消彼长的状态下，清末官报最终没有能够战胜民报，也没能挽救陷入水火之中的清王朝。对此，戈公振先生的评价一语中的：
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而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黄、顾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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