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遭遇清末满族统治的影响与抵抗

第七节　民国遭遇

清季之末，民族主义是摧毁大清帝国体制的意识形态利器。

晚清中国遭受的巨大的利益损失和耻辱经历，直接导致了汉人社会对拥有皇权的“鞑靼统治者”的民族仇恨，满洲贵族的腐败统治被认为是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社会意识上，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的残酷影像，渐渐替代了人们对于“康乾盛世”的美好回忆。从经济层面来看，随着国家支付巨额的对外赔款，清廷对内只能加重税赋。同时，随着西方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如农村的织布等一些传统手工业渐渐凋零。由于普通百姓的生计渐窘，民间的反满情绪和力量开始壮大起来。在知识分子层面，随着拥护满洲皇权的曾、左、李、张这批文人官僚群体渐渐离开政治舞台，受西方影响的新一代政治与文化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直接用西式的民族主义标签满汉，将汉人的民族意识作为发动共和革命的价值基础。

1905年在日本自溺的陈天华在他充满革命激情的《猛回头》中高呼自己是“俺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一个亡国民是也”，章太炎称满族皇室“此客帝盘踞之久也，悉取主人而奴之”。“排满运动”一时似有风起云涌之势。但纵观整个民国时期，除了思想界的言论之外，“排满运动”更多只是一种表达民族偏见的温和的社会运动，并未演变到极端程度，如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大规模种族屠杀或种族隔离等。甚至在民族主义立国的民国成立肇始，即宣布实行“五族共和”，而非“驱逐鞑虏”。其中固然有政治家处境改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排满运动”只是一时的社会情绪与革命动员的工具，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杨度曾言：“‘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可见这纯粹是一种工具性的动员。即使是陈天华本人，在《警世钟》中也写道：“名为他（满族）做国主，其实已被汉人所化了。”而一向理性的蔡元培则指出，反满既然是反对满族中少数人的封建特权，那种“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就是一种种族主义偏见。

由孙中山首先提出的“三民主义”，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安身立命之本。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并非仅仅反对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清朝专制政权，还反对清王朝丧权辱国，沦为“洋人的朝廷”。这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一面——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此即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理由。“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其中包含着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强烈诉求。

尽管在道义和社会舆论上，清末民初的“排满运动”喧嚣一时，但在民间层面，这个运动却有另外一番景象。“排满运动”最初兴起于清廷控制之外的海外留学生和革命者中间，而后主要传播于满族相对比较少的南方地区。在满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京师和东北，则几乎对日常社会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除革命党人出于政治目的实施的暗杀之外（最著名的就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事件），各种历史文献，包括溥仪的日记以及定宜庄记录的满族妇女口述史，都鲜见关于清末民初针对满族，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暴力活动的记录。(www.xing528.com)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退位。清帝退位的条件之一，即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北京旗人直到12年之后的民国13年（1924年），才最后一次领取旗饷。^[8]优待清室与八旗，是袁世凯为了让清帝逊位，与满洲贵族达成的政治交易。因此，在袁世凯当政期间，这个条例基本上得到了执行，但袁世凯死后，这项规定就自然废止了。

然而，无论如何，失去王朝的政治庇护之后的满族，一夜间从社会的“上等人”沦落为千夫所指的“道德罪人”，不仅生计困难，在社会上也到处受到歧视。八旗子弟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他们似乎只会“提笼架鸟”，游手好闲，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恰是因为清朝八旗子弟的生计有保障，满族中才涌现出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文艺人才。民国年间，为了躲避民族歧视和敌意，也为了摆脱八旗子弟的身份符号，众多的满人和旗人隐姓埋名——或改成汉姓汉名，或隐瞒民族成分，远离政治，像水滴一样迅速融入了汪洋大海之中（事实上，经过260多年的清朝统治，八旗子弟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已高度汉化，这是民国年间“满族消失”（人口锐减）的现象发生的文化基础。恰如《满族简史》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后，满族和汉族的文化已经基本融合在一起，习俗上保留的微小差别，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不起重大作用。”

20世纪初，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下一个战略目标是继朝鲜之后逐步吞食中国东北。在外侮深重的岁月里，满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击日本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斗争，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满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中的一员，也更为深入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交汇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作为日本发动战争的后方战略基地。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伪满洲国”这个捆绑在日本法西斯战车上的政治机器，除了名称和“皇帝”之外，并没有丝毫的“满洲色彩”——它的官方语言是日语，在它的官员群体当中，主要是日本人和汉奸，满族只占很低的比例，权充象征物。而决策权力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仅仅在政府机构的组织形式上，采取了“汉奸为首、日本人为辅”的伪装。同时，“伪满洲国”期间，日本政府有组织地迁移大量的日本人（超过300万，绝大多数在二战后返回日本）和朝鲜人移民东北，以巩固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各族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武装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在抗联的每个军里，都有满族官兵，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有名可查的包括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八年抗战里，有大量满族志士为国捐躯，关永芳、唐聚伍、李春润、佟麟阁等著名的抗日英雄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