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张季鸾是以“文人论政”而知名的，胡政之在《季鸾文存》序言中说“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认为“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国内学者傅国涌认为：遍观百年新闻史，“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19]其实，这三个条件是总结《大公报》的成功经验而得出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文人论政”形成原因主要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从内因上讲，它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清议传统密不可分，这一切都源于儒家的文化传统和这一传统孕育出的入世精神；从外因上讲，它又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密切相连，这一切又都源于西风东渐和这些理念在华的逐渐深入人心。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四个方面：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及明显畅快的文风等。[20]
在此之前，中国的新闻人已经摸索走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曲折路程。民初的办报高潮却未给新闻事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繁荣，而随之到来的军阀混战和各种报业禁令，给自称无冕之王的新闻界一记警醒。张季鸾也曾因言论而两番入狱，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权力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下。对于当政者，要选择一个超然物外的批评态度，站在民族大义的第三者立场上，避免沦为当政者或某一政治派别的宣传机关。这就是他得到各方尊重和知识分子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季鸾笃信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并终生践行，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主张实行尽量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政策。其精神内含却不是西化的，根源于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特殊的精神源泉，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明智选择，也是其传统士大夫情结的最好展示。
首先，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使然。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始终拥有胸怀天下的品质，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作为受过理学思想浸染，聆听过关中大儒刘古愚先生亲自教诲的张季鸾来说，其精神思想中已经深深烙下儒学印痕，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其所接受的关学，“以‘气本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以注重气节、主张‘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学风，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与强调心性净化的心学在关学中有机融合”[21]。其一生的活动都反映了这种追求，所以才有被公众接受并认可的《春秋》笔法。这种精神一直驱使着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仍不忘国家，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
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迨九一八事变后，更无时不以驱除暴敌，恢复我国之独立自由为目的；同时并深信必须全国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政府又忠贞自勉，艰苦奋斗，始能达此目的。故尝勖勉我同人，敬慎将事，努力弗懈。[22](www.xing528.com)
其次，是客观实际的需要使然。张季鸾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而中国又同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窘境。内不能建立完成统一的独立主权国家，民生凋敝，外不能抵御帝国入侵，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特殊历史状况，让一介文人的确十分焦虑和无奈，只能循序渐进，对当权者循循善诱，进行合理的劝导，对民众普及民权启发民智，进行思想的输入。所以，张季鸾决意不去做官，做官后就不能很好完成历史任务。与之对应的是胡政之，迷恋权术，走进了官场，最终惨淡收场。
张季鸾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的特质，并兼有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思想”[23]的人，“文人论政”但从不干政，属于自由知识分子的中间立场。这一主张避免受到政见、党派的干扰，能发出真挚的、公平的声音。1941年5月，《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新闻荣誉奖章”，可以说是对“文人论政”的最好肯定和对其记者生涯的最好评价。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张季鸾总结了“文人论政”思想：“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24]
再者，是张季鸾的个人品德追求使然。张季鸾是一个有大德之人，拥有崇高的人格，除了体现在公平公正的文章上，还体现在“报恩思想”上。在《归乡记》中，张季鸾说：“我的人生观……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知恩报恩的思想本是佛教传统伦理思想之一，被中国化之后一直为人接受，即“知恩图报”。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作为“报恩主义”和民主自由的信奉者，张季鸾在这两方面的作为和表现都是令人叹服的，以“言论报国”、以“文章报国”，展现了一个读书人的崇高人格魅力。
国内学者吴廷俊教授认为，张季鸾是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和新闻自由思想的双重影响，其办报活动具有双重特征。学者李金铨也认为：
《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办报思想从“儒家自由主义”（或有自由倾向的儒家社群主义）慢慢结合西方的自由主义，前者为体，后者为用。我以为张季鸾的本体思想还是儒家自由主义，他经常讲到“良心”和“气节”，还提倡“报恩主义”，便是明证。但他是有国士之风的职业报人，对自由主义的肯定，也走得比梁启超更深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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