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明谈当代认识论研究: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李晓明，1950年生，广东大埔人。1969年参军，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现负责武汉大学现代认识论研究中心学术组织工作，在微观认识论研究方面有独到见解，并取得一定成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微观认识论”的主持人之一。主要著作有： 《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颤动—写在文化革命结束的第十年》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发展较快，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沟通的能力日渐提高。您在1985年就提出了开展微观认识论研究的设想，能否结合这一方面的问题谈谈现代认识论发展的趋势？

这个题目既大且杂。为了理清问题的脉络，我想先谈谈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基点，为评判国内认识论研究的进展提供一个参照系。20世纪西方认识论的发展形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泾渭分明的两股主流，其间还有诸如现象主义等流派，但它们的生成或发展大多与这两股主流的对立相关联。我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人的思维活动及机制的理解形成了三个基本对峙点，即人的理性思维与“自在之物”的本体世界、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逻辑分析与心理分析的截然对立。这些对立至少可以溯源到休谟和康德。首先，休谟怀疑论的诘难，康德对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的区分，割裂了人的理性能力与本体世界的关系。而科学哲学与人本哲学最初则各执一端。科学哲学通过拒斥“形而上学”来重新界定理性，使理性变成了经验与逻辑分析的活动，为保全哲学对人类理性的辩护而牺牲了本体。人本哲学则一方面改造或重构“本体”范畴，使其形而上的内涵由宇宙本原转换为以主体尤其是以主体非理性心理为中心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拒斥经验观察、概念推导和逻辑分析的传统理性，强调人的意志、直觉或情绪体验才是把握本体世界的真正途径。其次，休谟三卷本的“人性论”和康德的“三大批判”实际上把人的思维分为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橛，科学哲学和人本哲学则分别抓住认知和评价两端。前者以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为工具，致力于对科学理论与思维的结构、元方法和合理性的考察，高扬认知活动中的实证精神和精确思维方法。而后者则坚持认知无法把握主体的存在与生命的本质，而只有思维评价结构中活跃嬗变的个体心理体验和体知方式，才能揭示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再次，休谟“归纳问题”的提出从方法论上明确区分了逻辑分析与心理分析的职能和合理性，康德则试图通过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阐述把两者统一起来。科学哲学起初干脆把哲学变成形式化和逻辑分析的元逻辑，变成了对科学概念、命题的意义及其推导关系的逻辑重建。人本哲学则坚决要把人从逻辑理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强调认识论之“犁”必须插入人的深层精神世界和隐蔽的心理体验之中，突出了对人的本能意识和情绪体验进行深层心理分析的意义。这三个对峙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与把握科学哲学和人本哲学各自内部流派的演变发展和对立，而且是我们把握对峙双方相互渗透、制约和融合等发展态势的切入点，对于揭示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发生认识论、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等学派或思潮兴起的背景和方法论特征不无启示。这三个对峙点从三个维度展开了对人类思维整合机制的研究，我认为这也恰好是当前国内认识论研究最有开拓意义的突破口。

您刚才提到了“思维整合机制”。我注意到您在几篇论文中都力图引进“整合”这个范畴。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范畴对认识论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整合”（integration）是从生物学和生理学引进的概念。在现代认识论中它体现了一种多层次、多维度、全层次、全关系的有机综合系统观。通俗地说，整合机制即是指人的思维是以选择和建构为轴心，以自组织、自适应为特征的一体化反映活动系统。整合范畴在认知科学和解释学中已是常用的概念。刚才谈到的三个对峙点，可以看作分析思维整合活动的三对矛盾。同时，这个范畴的引进又意味着人们必须扬弃传统认识论纯形态分析和宏观思辨的模式，把宏观考察与微观考察、逻辑分析与心理分析、认知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方法论模式的根本转换。当代认识论对整合范畴的探讨及其“探幽入微”的研究模式，使其本身对各种相关学科的发展保有很强的理论魅力。

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些具体说明？

当代认识论对思维整合机制的研究有其特定层次，即在神经心理整合层次上的心理序化层次。这是思维整合的高级层次。因此，认识论并不企图解决专门学科中的具体问题，而是要从方法论和元理论角度给予具体学科以多视角的分析和指导。这使认识论研究出现了许多新局面和新态势。笼统地说，大致可概括为“两维”和“四点”。“两维”是指对思维整合机制的共时性分析和历时性发生学分析这两个维度交叉的考察。“四点”是指“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相结合”，“认识论与数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形式科学相结合”，“认识论与人类学、文化学相结合”，“认识论与智能模拟相结合”等四个主要的理论新生长点。在“两维”“四点”的各个环节中，通常贯穿着理性与本体、认知与评价、逻辑分析与心理分析的对立统一。

不妨以西方当代认识论的新动向为例作一简要说明。科学哲学对科学思维及其理论结构的研究，越来越强调逻辑机理和社会心理机理的综合考察，并突出了科学活动的群体性和社会背景的分析；语言哲学则逐步放弃弗雷格的研究模式，转向语境和用途的实际研究并强调人类认识活动的“眼界性”，提出以语言情境和使用语境分析为中心的新的意义理论，以适应语言实际研究和智能模拟的方法论需要；归纳逻辑、决策论和对策论已发展成归属于软科学之列的独立学科，对人工智能和信息控制等学科发展具有元方法和元理论的重要意义；人本主义认识论则突出了对思维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多层次整合特征的揭示，为剖析现代文明与各种文化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视角；以发生认识论为前导的学习发展理论逐步填平了逻辑分析与心理分析的传统鸿沟，越来越注重于个体智力心理发生机制与文化模式之间关系的探讨；随着认知科学和新机能主义的发展，心—身问题的轴心已由传统的本原关系，转换为脑—精神多层次整合结构和功能的系统分析。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抓住了整合机制这个中心问题。(www.xing528.com)

那么国内尤其是您对思维整合机制研究的情况如何？

国内对思维整合机理的微观研究大约开始于80年代初，在1985年前后形成了气候。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方面，为了深化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层次，人们不仅加强了经验实证对认识理论的支持，逐步提高形式化和定量分析的水平，而且开始系统地吸收和改造西方认识论研究中的合理思想，引进了发生学方法、文化比较方法、结构与功能分析方法、现代逻辑学方法、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理论等分析手段，突破了传统模式，逐步地建立了各种有关思维微观机理的系统认识理论。另一方面，人们又强调认识论必须为透视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心理，阐释和理解现代文明意识提供元方法和元理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渗入、融合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各种应用技术科学的具体研究，成为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优生学、优育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行为科学、智能模拟和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研制等研究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对思维整合机制的微观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理论生长层面。一是对思维整合内部机理的研究。主要是以思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运动为基本线索，从思维整合共时性转换与历时性发展两个维度，考察认知结构与评价结构、理性环节与非理性环节的耦合关系，说明思维自组织反映活动的特征。二是对思维整合的社会历史演化机理的研究。主要是把思维整合活动中主体生理结构、心理结构的动态分析与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分析结合起来，把人的实践发展、思维整合机能的提高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制约的变化统一起来，说明文明发展、社会进化与主体精神活动间的辩证关系。同时，通过认识论对思维机制的考察，也可以切入许多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例如，在这几年的“文化热”中，我们曾系统地提过文化比较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提出过文化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分析的理论，提出过文化冲突的时空转换的分析理论。它们都具有一定影响。当然，在我们的具体课题研究中，这两个层面是彼此交错、相辅相成的，目前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今后研究重心将向整合模型、思维整合的合理性、人工智能的认识论背景分析和整合的跨文化模式比较等方面延伸和扩展。这要求我们加强与国内外认知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合作。虽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前景是明朗的。

前段国内就“反映论”和“主体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您对这些争论有何看法？

论争是颇有意义的，它打破了认识论研究的沉闷格局。但毋庸讳言，论争的双方大多仍停留在概念思辨和范畴推演的模式上，常给人以空泛、笼统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坚持“主体性”意见的人，往往把理论演绎建立在几个先验设定的前提下，并且仍然按照“三环节”（实践—认识—实践）和“两飞跃”（感性到理性、理性到实践）的线性框架去阐释人的认识能动性，既抽象又肤浅，难以服人。其实，各方争论的问题只要深入到思维整合的微观机理中去考察，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是早已为具体学科所解决了的，只是传统认识论框架无法容纳和归并而已。如感官无差异编码、马赫带现象以及大脑补偿、修错机制等。人们为了坚持认识的“客观性”，不得不增加了许多辅助假说、特设，实际上却把反映原理戳了个七孔八洞。而批判“反映论”的人最终也没搞清自己与“反映论”的根本对立究竟是什么！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本人仍然肯定反映论这个前提，但对反映内涵的理解已不是复写、摹写，也不仅是选择或建构，而是自组织的整合，它包括了对主客体间多层关系的把握。这显然与传统反映范畴的内涵大相径庭。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规范性理解。

学术界有人主张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现代认识论甚至整个哲学研究中排除出去。那么在思维整合机制的研究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也没有意义呢？

我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现代认识论研究中并没有过时。过时的是人们仍停留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所表述的那种理解。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最高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理解基本停留在第一个基本层次，即恩格斯表述的思维与存在的本原关系和有无同一性问题上，这当然不可能成为思维整合机制研究视野的中心。然而，思维与存在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其他两个基本层次。一是思维与存在如何同一的层次。它要求说明主体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来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二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意义关系的层次。它要求说明主体如何通过价值选择和控制，建构客体世界和确认主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对这两个基本层次的分析不能按照“能或不能”“有或没有”这种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进行，而应按照“如何”或“怎样”的方式来进行。它涉及的是“程度”问题。换言之，现代认识论关注的不是主体的思维能不能反映对象世界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反映对象世界的问题，是一种质和量的统一“度”的问题。其理论背景恰恰是思维机制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运动。抓住这对矛盾和这两个层次，当代认识论理论演化的复杂关系就会变得比较清晰。

（原载《哲学动态》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