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繁荣之路：纵览李德顺

学者简介

李德顺，1945年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祖籍河北。哲学博士、教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教研室主任。主要著作有《伟大的认识工具》《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等，参加合作的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

您是《哲学动态》“人物专访”栏目重新定位后，第一个接受采访的学者。请问您最近在做什么？

最近两三年里，除了教学等日常事务外，主要是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继续参加哲学原理方面的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与讨论。

您在这方面的文章，我已陆续看到一些。显然，您多年来一直是力主“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

是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近年来很引人注目，也发生了一些波折。请您结合现在的形势谈一谈，这场争论的意义何在。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论内容，许多同仁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作了不少说明，现在不必重复。我想说的是，这场争论的意义，实质上涉及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您说的“有效地”是指什么？

“有效”当然是针对“无效”或“反效”而言的。我觉得，我们过去所讲的哲学原理理论，在飞速发展的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面前，已经显露出不少弱点和缺陷，它在贯彻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巨大魅力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也不能充分适应现实的需要，给人以更多的智慧启迪。虽然它的主要基础和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仅固守它们、重复它们，甚至把一些本来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法和结论，也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坚持，这样的“坚持”至少是无效的，而且往往收到反效。

所以您觉得必须要用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来加以改造和发展它，才能有效地坚持！

对。因为争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内部进行的，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坚持”，所以我想突出强调一下实际效果方面。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的标准。我认为，实践已经证明，“实践的唯物主义”主张确实是一种在新的形势下有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尝试。

请您再说得明确一些。

这些年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所展开的争论，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如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主体性、价值、主体间性和社会交往、反映论和创造性、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等，在争论中，不同观点交锋，使问题不断地深化了。仅以主体性问题为例，它在争论中的深化就包含了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涉及到认识论，包括反映与选择、建构、创造的关系；后来在价值论上形成热点，出现了不少成果；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客观性与认识主体性问题的争论，引出了主体间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又由于上述讨论，引发了关于实践中的社会交往和如何看待人的问题，这就走向了历史观的广阔领域。这种深化不是很有意义吗？争论各方都有自己的贡献。当然，其中也有理论上的是非。

这些讨论的逐步深入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回响和演练。从内心深处说，我真诚地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和理论特征，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哦？这种说法很新颖……

也很大胆，是吧？不过我还是这样认为。当然，作为哲学理论，现代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实践的反映，它也体现了对现时代人类世界发展特征的哲学理解。它是直接与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时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相衔接的。这需要专门写一本或几本书来说明。

我还是想请您再谈一谈实践唯物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这个题目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全面的。但有一点请注意，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思想方法和理论前提上，有许多是我们过去的哲学教科书没有讲到或没有讲够甚至是难以讲通的，而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来说，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请举个例子。

不要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而要以实践为标准，只要符合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的三条，就要大胆地探索，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把握方向—这一思想，就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其中充分体现了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实践的主体性，价值的主体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它对陈旧的僵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冲击。按照过去一些教科书的说法和一些人的理解，“姓社姓资”问题之所以必须处处强调，是因为这涉及“事物的固有属性”问题，而事物的属性又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性质和结果。它不懂得，或者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事物的存在和属性不依赖于人，但事物对人的价值、人同事物相互作用的效果，却是主要取决于人自己的。且不说是否任何社会现象都有那种属性，都能问出个姓“社”姓“资”，就说确有这种属性，问明了它姓“社”姓“资”，然后又怎样呢？从实践角度考虑，能说姓“资”的一概都要不得、不能用，而姓“社”的就一概都好、都要干吗？譬如公有制，人们通常认定它姓“社”（其实原始公有制就不姓“社”），那么是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是“一大二公”，我们就越该搞？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同样，私有制、雇佣劳动等，被认为姓“资”（其实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有过），那么是不是凡私有制、雇佣制的东西，我们就该一概拒绝、排斥呢？如果这样，那么改革开放还搞得下去吗？只要不是空谈，而是实践，这些问题就不能回避，而必须作出分析、选择和回答。可见，凡事要问一问它“姓什么”，不如凡事想一想怎样才“有利于”我们更明确、更深入、更具有实践的意义。话说到这里，就应该讲讲“事在人为”的道理了。“事在人为”在旧观念看来是有唯心主义嫌疑的，而对实践唯物主义来说，却是科学的主体性观点、实践观点的一个应有结论。所以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和它的主体性原理，是引导人解放思想、实事（注意，这个“实事”不仅仅是指外部事物、客体，也包括人、主体、自己的实际）求是的。

好，这个问题先谈到这里。请问，您认为，这场讨论今后的趋势会怎样？

重要的是建设。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和阐述，虽然意义很大，但目前所做的工作还仅仅是初步的。它本身的建设，由于种种原因，迄今还不能说已经全面展开；它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远不能与它的创始人马克思相称，更不能说已经充分适合时代和社会实践的要求。相反，现在是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头。

您指的是—(www.xing528.com)

在国内，十四大已经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已经走向了蓬勃健康发展的新时期，而我们哲学上所作的思想理论准备，相比之下就显得很不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哲学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指出了哪些问题，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等等，还没有一个较完整、深刻的说法。相反，在哲学界却出现了两种令人忧虑的心态。

哪两种？

一种是无动于衷，没有反应。内心深处是以为，不管市场不市场，反正自己那一套概念到什么时候都能用，到哪里都能用，因此忽视现实，脱离时代。这种心态可能是少数。另一种则相反，被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裹挟而下，认为哲学要面向市场，就是哲学工作者要纷纷“下海”。这种心态背后的潜台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再需要哲学”。我觉得，这两种心态的结果，都意味着放弃哲学应负的社会责任，造成哲学的真正失落。

确实听到一些人对哲学命运的担心，他们认为，眼前最重要的，是哲学系、哲学工作者的“生存”问题，因此首先考虑的是创收、“下海”，您怎么看？

“搞活哲学”与“搞活哲学系”不完全是一回事。有些人觉得，要搞“活”哲学系，就得先不搞哲学或搞“死”哲学。我觉得这是个悲剧。当然从另一面看，中国过于庞大而低效率的专业哲学工作机构，通过这种形式“消消肿”，使之适合国情和社会的需求，也是件好事。但是就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它的，绝不是它的淡化和削弱，而恰恰是要它更繁荣、更有生命力。今天出现的某种“危机”，实际是以往哲学工作发展不健全的结果。

此话怎讲？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哲学界的“近忧”，正是过去长期缺乏“市场意识”的结果。最近我听到的一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只听说过哲学是战场，没听说过哲学还要进入市场！”其实，“战场”也是一种市场，“市场”也是一个战场。过去把哲学当作战场并不错。但是把哲学研究工作当作军队打仗那样，只等着上级指挥，那是一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体制建立的哲学工作体制。其实，哲学除了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外，它又是一门科学研究事业，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有是否真正有效地占领“市场”（也叫“阵地”）的问题。科学研究与市场也不是彼此排斥的。历史已证明，市场竞争需要科学，科学本身也存在着类似市场那样的竞争机制。关键还是要确立哲学工作中的“市场意识”和相应的体制。

什么是哲学工作的“市场意识”？

简单说就是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人民群众。既要把哲学当作科学来对待，也要正视现实，深入地研究和回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且这些回答要唯一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以真正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有益为最高标准。总之，哲学并不是靠别的什么，而是靠自己为社会所作的贡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靠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与支持而生存和发展。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一再说过理论的命运问题。“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用这种观点看待哲学，我觉得就是哲学工作的“市场意识”。

您的意思是说，哲学工作者有了市场意识，并按它做到了，那么就是不“下海”，也可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了？

是的。不过这是广义的“市场”，哲学要能做到让人确实感到该学，学了有益、有效，那么在任何市场发达的条件下，都不会发愁自己的生存。几千年来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哲学是不会“死”的，死去的只是丧失了生命力和竞争力、失去了“市场”的某些哲学。说到底，哲学和哲学工作者的命运，首先还在于自己。

难道社会环境就不重要吗？

当然不是。国家和社会各界真正理解哲学，懂得自己对哲学的需要，因而也知道应该怎样支持和保护哲学工作、支持和保护什么样的哲学工作，这一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在思想文化、精神文明方面的发展程度和特征的一个试金石。不过我们不能只是“等、靠、要”。

按照您所说的“市场意识”，您打算做些什么？

这就是我近年来所做的另一件事：进行当代价值观念及其变革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

这是您在出版《价值论》一书之后的工作的继续吧？

可以这样说。但是价值论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整理古今中外价值论思想，建立各方面的应用价值理论，等等。相比之下，我觉得当代是一个价值观念大变革的时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人民更迫切需要有关价值观念的理论和对于当前价值观念变革状况、趋势的分析、预测、导向。因此就放下了其他计划，先从这里做起。这也算是努力跟上时代、面向现实吧！

这个课题显然已经“热”了起来。不知您的进展如何？

这项工作比看起来要艰巨、复杂得多。得从头做起，确定什么是价值观念，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变化方式一般来说是怎样的。这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工作。然后我们搞了两轮社会调查，通过问卷和访谈积累了一些资料和数据。经过初步分析处理，我自己很受启发，也很振奋，觉得哲学在这里很有用武之地。这项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大力支持。

什么时候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

个人的力量很有限。我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不够，在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上误人子弟。所以还须再下一番功夫才能问世。如果有很多人从事面向现实的工作，我想我们的哲学不仅不会萧条和停滞，反而会更活跃，更有益于社会，从而更加繁荣。

（原载《哲学动态》1993年第3期）

学者近况

李德顺（1945.9— ），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价值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行为法研究会学术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哲学原理改革和发展研究、价值论和价值观念研究、当代文化研究等。主要著作有： 《伟大的认识工具》（1981）、《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1987、2007、2013年分别出版三版，已出英文版）、《价值新论》（1993）、《选择的自我—一个哲学家眼中的人生》（1996）、《公民道德读本》（1996）、《家园—文化建设论纲》（与孙伟平、孙美堂合著，2000，已出三版及英文版）、《价值论原理》（与马俊峰合著，2002）、《生命的价值》（2004）、《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2004）、《新价值论》（2005）、《道德价值论》（与孙伟平合著，2005）、《走向民主法治》（2011）、《走近哲学》（2013）、《深思浅喻—李德顺哲理比喻小集》（合著，2018）、《法治文化论》（2019）等。参加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教材的编写。主编“价值论译丛”（12本，1988—1989）、《价值学大词典》（1994）、“人生价值丛书”（11本，1996）、“实践价值丛书”（10本，2005）、《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研究》（2010）、《哲学概论》（2010）等。出版论文集《立言录—李德顺哲学文选》（1998）、《话语的圈套—李德顺短论杂文选》（1999）、《与改革同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路之思》（2008）、《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2014）、《思变集》（2018）等。发表论文若干。部分作品曾获北京市和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