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媒体：传媒融合的必然成果

伴随着媒介传播技术及其相关联的媒介基础设施的嬗变，人类社会已经先后经历了口头传播范式、文字传播范式、印刷传播范式和广播传播范式等几个重要的媒介经济发展范式，当前的“互联网+”浪潮则正在引领着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智能传播范式。“互联网+”已经成为深化媒介融合发展趋势的核心驱动力，它的延伸就是把这个集成世界网络中所有人和物都连接起来的超级物联网，物联网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力和扩散力深刻地影响着媒介产业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产品形态、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它不仅打破和颠覆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线性思维，而且极大地扩展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互动传播场景和领域，并最终推动着媒介融合的进程驶入了加速前进的快车道。

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冲击了出版、广播、影视和娱乐等媒介产业的旧格局，因此，对媒介融合的早期探讨也主要停留在了这些传统媒体如何与新兴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媒体实现融合发展这一焦点上。事实上，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数字化、网络化和产业化进程之后，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其基础设备、关键技术、内容格式、组织流程和互动方式都已经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管理与运营。例如，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阅读《人民日报》《纽约时报》的新闻内容；中央电视台、湖南电视台、东方卫视等电视媒体也都在三网融合时代重点布局了IPTV互动电视、网络电视台或移动客户端；而互联网出身的乐视则构建了包括电视屏幕、电脑屏幕、电影屏幕、手机屏幕等在内的全屏生态圈。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媒体形式和内容传播等方面都已经成为融合化的媒体，其技术特征集中表现为数字化和网络化，过去对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界定标准已经丧失了其根本意义。

然而，媒介融合的进程并没有随着媒介产业内部各个分子系统的融合而结束，恰恰相反，所有媒体的数字化、网络化和融合化只是更深层次的媒介融合的开始，它标志着媒介融合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那就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体系驱动下的媒介跨界融合与媒介智能传播时代的来临。演化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包括信息传播技术在内的全新通用技术体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理论。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杰米里·里夫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每次工业革命都有与之相匹配的“通信/能源矩阵”，这一矩阵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纵观历史，大规模经济转型都出现在人类发现新能源并建立新兴通信媒介之时。能源和通信媒体的融合建立了重组时空动态性的矩阵，从而使更多的人走到一起，在复杂的、互相关联的社会组织中凝聚在一起。附属的科技平台不但成为基础设施，也决定了组织运营经济的方式。”^[1]这意味着，媒介产业不仅仅是一个无差别的产业类别，更重要的它还是整个产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媒介传播，我们就无法有效地管理整个经济活动。

媒介融合进程的深化意味着信息传播功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经济与社会肌体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泛媒介化或媒介泛在的趋势。“互联网+”突破了媒介产业内部之间、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加速了跨界融合创新的步伐，物联网创造了一个人人参与、万物互联的信息民主化生产与全球化流动的传播景观。这是一个点对点的、分布式的、不可分割的全球性神经网络，所有接入其中的组织、个人、实物、事件和流程都将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在本质上具备了媒介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从而成为某种形式的不同于传统媒介类型的自媒体。企业应用程序可以是某种媒介，微信订阅号可以是某种媒介，智能家用电器也可以是某种媒介，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有机融合进新经济的通用技术与基础设施中，推动着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也预示着媒介权力从少数人向多数人的流动。

数以万亿计的网络节点所产生的规模巨大的数据在物联网中自由流动，客观上要求作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物联网必须具备对这些信息和数据的强大计算能力和自动处理能力，这种能力是过去任何一家大众传媒组织或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所无法具备的，即便是诸如谷歌、脸书、腾讯或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也难以具备。只有群体智能的协同才能创造这样的超级智能，它应该由智能的网络连接和智能的终端设备两大主体部分构成。在宏观层面，物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超级智能网络媒体；而在微观层面，每一个被接入物联网的节点都成为被嵌入了感知和计算能力的智能媒体终端。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有百万亿数量级别的物体作为智能媒体节点接入物联网系统，从而成为超级智能网络媒体的协同参与者。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泛在化和智能化则是其高级阶段，计算机领域将这种新的媒介融合趋势称为物联网化。随着计算能力的指数型增强和计算成本的指数型下降，我们赋予日常生活中更多物体以智能媒体属性的动机将会变得越发诱人；而就在不久之前，这些物体既没有媒体属性也不具备智能能力。“随着这些事物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了解它们的用户，即使没有人工干预的存在，它们彼此间也会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互联互通……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流量来自物，而不是人。”^[2]到那时，我们也将全面进入智能媒体传播的全新时代。

我们的媒体正在经历从传统媒体到数字媒体再到智能媒体的进化过程。信息革命的浪潮前赴后继，一波波的核心技术正在媒体领域乃至各个产业经济领域被广泛地安装和普遍地应用，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浪潮颠覆了媒体从业者对传统媒介信息的理解，Internet Technology的浪潮颠覆了媒体从业者对传统媒介载体的理解，而如火如荼的Intelligent Technology浪潮则正在从根本上彻底颠覆媒体从业者的传统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不间断的技术浪潮之下，今天的媒体与传统的媒体已经不是同一物种了，就好像新的智能手机与传统手机的区别那样，新的智能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区别也是质的区别，而不仅仅只是量的差距。即便是那些今天依然被大众视为传统媒体的组织、机构或者媒介形式本身，在经历了2000年左右开启的数字化进程和2010年左右开启的一轮数据化进程之后，今天的它们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化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当然，无论是对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而言，进化是永不止步的，除非技术停止了更新迭代。

每一波技术的加速进化都给全球的媒体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从广播电视技术到互联网技术再到今天的物联网技术，从虚拟现实技术到人工智能技术再到个性化算法技术，越来越多的用户被连接并被赋能，越来越多的用户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景下利用自己手中的智能硬件设备进行更加个性化和便捷化的内容生产和内容消费，从而带来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对于依然处在不断进化中的智能媒体而言，传感设备、人工智能、人机互动等都只是它的形式，数据挖掘、深度学习和算法迭代才是它的本质和未来。至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都只是整个网络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或过程，而不是最终的形态或结果。同样的，数字媒体、智能媒体抑或未来一个新的时代的其他媒体形态也不是技术进化的终极目标，因此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传统媒体已经不再仅仅是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大媒体，门户网站、博客论坛乃至视频网站在今天的智能媒体面前也已经变得非常传统甚至保守。当然，传统媒体、数字媒体、智能媒体乃至超智能媒体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存在，但旧世界、旧媒介和旧思维再也不可能成为整个媒介生态中的主流或主导力量了，尽管我们依然会对传统媒体乃至数字媒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很强的路径依赖性。

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因为自身所特有的强烈的路径依赖性而把传媒从业者的思维和能力锁入现有的路径惯性之中，轻则丧失主动变革的动力，重则彻底被时代的大潮淘汰。对于处在向智能化迈进和转型的很多媒体类型尤其是有着较为悠久历史的四大传统媒体而言，恰恰是因为它的历史太久远、经验太丰富、光环太耀眼，从而使得它们的转型和进化过程面临着太多的难以割舍。诚然，传统媒体所积累起来的很多经验是宝贵且值得传承的，我们不能放弃这些财富，但我们也必须改造它们、扬弃它们、丰富并完善它们——用新的技术和新的思维。(https://www.xing528.com)

大数据技术在本质上的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多领域中的广泛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在个性化算法方面的不断优化，使得当下的这场媒体生态变革不仅仅是一场信息的大爆炸、数据的大爆炸、知识的大爆炸、舆论的大爆炸或者内容的大爆炸，而是一场由技术本身驱动的媒体创新大爆炸、媒体产品大变种、媒体生态大重构、媒体产业大迁徙。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媒体技术、媒体产品、媒体思维不断创新、不断重构和不断突变的媒介生态新周期，它的生存法则和死亡密码与原来的传统媒体完全不同，它的成长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非连续性的，它的发展不是点状的而是网状的。这让从业者和研究者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发自心底的焦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如此近距离面对未知世界的体验，这种体验既机遇无限又恐惧满怀。

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活跃终端的数量已经突破10亿，到2025年中国还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随着移动端成为用户接触互联网的最主要方式，人机互动、机器间传播以及更加智能化的媒体场景将会越来越多，建立在数据、算法、万物互联和深度学习逻辑之上的智能媒体生态的图景正在加速形成。

技术是什么？媒介是什么？信息是什么？体验是什么？智能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进化的，如何消失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与它们打交道，它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陌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界定什么是智能媒体，不知道如何去阐释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不知道如何去形成一整套关于信息、关于技术、关于媒体、关于智能的遗传与变异的进化理论。我们当然彻底清晰地知道这种进化已经造成旧范式无可挽回的崩塌了，但我们却不知道新的范式是否正在确凿无疑的确立过程中。因此，当前正在发生的智能媒体事实和在学术上正在探讨的计算传播学的分支是不是可以赋予这个时代的传媒产业实践和传播学术研究以一个全新的、有助于我们看清整个媒体生态的逻辑框架，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技术的灵魂通过人类发明家这一媒介完成了自身对社会的改造和构建确是无可争议的。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本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与生物技术革命相互叠加在一起进行的。尤瓦尔·赫拉利在其为人津津乐道的简史三部曲《今日简史》中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述，他认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我们将会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在世界，也能设计和制造生命。我们将能学会如何设计大脑、延长生命，也能选择消灭哪些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后果会如何。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那么聪明了。”^[3]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生物技术革命，其本质都是人类对信息、对技术、对生命本身的观念革命，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改造我们的外部世界，而生物技术则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改造我们的大脑、心智乃至基因。二者叠加所形成的双重革命在媒体领域交汇则会更直接也更深刻地影响未来的智能媒体生态，使得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会更加符合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也更加符合外部环境和场景变化。

今天，技术正在以一个全新的广度和深度为人类构建着智能媒体的生态圈，它使得信息和数据传输的密度更大，感知和认知的层次更深，连接和影响的范围更广，计算和融合的速度更快，互动和更新的频率更高。这一切都与能够连接万物、驱动万物、赋能万物、重构万物的智能技术密不可分。恰恰也正因此，智能媒体时代的时空转换和记忆停留才会变得更加快速和更加短暂，这就导致那些在主流化过程中的媒体思维和媒体产品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僵化的路径依赖套路之前就发生了彻底的突变、升级或易种，而传媒产业本身的特性、形态和规律也变得完全不同于以往。可以说，今天的智能媒体时代，对于所有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不一定是最好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最新的时代，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了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一个生态与另一个生态的分界线上。在这个分界线上，很多有形的衡量标准消失了，例如年龄、地域、财富或教育等，新的技术再次赋予了那些看似一无所有的创新者以更大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可能使那些抱持着旧思维和旧逻辑的人在一夜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回首21世纪媒介生态变迁史，先后经历了网络连接作为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赋能作为核心驱动力的两个不同阶段，如今智能算法正在接替数据赋能成为全新的媒介进化引擎，然而这并不像我们开车那样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换挡动作，挡位切换造成的是线性加速，而引擎的切换造成的却是指数型的加速。

人工智能技术经过半个世纪多的不断演化积累，正处于质变井喷的前夜。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数字媒体，如果不能紧紧地把握住这一轮技术变革潮流，就有可能遭受到新的媒体物种带来的降维打击威胁。几乎所有的媒体及其从业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与媒体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发生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强烈的化学反应，这种影响将在未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向着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延伸，从而对媒体内容的生产消费逻辑和技术框架造成根本的颠覆，进一步导致整个传媒产业和生态的重新洗牌。

当然在我们从传统媒体时代向数字媒体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并不是来自技术或者发明技术的人本身，而是来自广泛使用技术的组织尤其是组织中的人。相比起技术的快速变革，人类自身的思维和能力的变革实际上要缓慢得多。德勤咨询《2018企业中的人工智能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先行者需要合适的人才组合——而不仅仅是技术技能——来加速他们的进步。他们缺乏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程序员，也需要能够选择最佳应用案例的商业领袖。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那些在传媒产业变革中走在前列的先行者。当前的很多媒体机构尤其是传统媒体组织内部，在转型过程中的最大短板除了体制本身之外，就是人才。媒体走向算法时代和智能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但绝大多数公司都难以组建一支非常优秀的算法团队，对于媒体行业也会面临此类问题。在传媒领域，最稀缺的人才就是那些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又懂媒体内容产品的复合型人才。然而这种人才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不是传媒组织机构通过人才招聘或者内部培养就能够获得的。任何一家媒体组织在迎接和拥抱智能媒体大变革的同时，必须能够处理好增量价值与存量问题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转型战略和落地策略能够在增量与存量之间、人工智能和人类智慧之间实现一种最优化的组合，并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版解决方案。在媒体的创意、创造和创新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人工智能技术依然需要人类智慧来进行点睛式的参与、非理性的表达或个性化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