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类对类观念的知识源头

关于原始人的分辨与分类活动,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有大量详细的引述。例如:“哈努诺人把当地鸟类分成七十五种……他们大约能辨别十几种蛇……六十多种鱼……十多种淡水和海水甲壳动物……大约同样数目的蜘蛛纲动物和节足动物……。哈努诺人把现有的数千种昆虫分为一百零八类,其中包括十三种蚂蚁和白蚁……。哈努诺人认识六十多种海水软体动物和二十五种以上的陆地和淡水中的软体动物……。他们能辨别四种不同类型的吸血的水蛭……。总共记录下四百六十一种动物。”(自康克林)“合皮印第安人知道三百五十种植物,那伐鹤人知道五百多种植物,南菲律宾群岛的萨巴农人的植物名词超过一千个,哈努诺人的植物名词将近两千个。与加蓬的一位土著资料提供者一同工作的塞兰斯,最近发表了一份有大约八千个名词的人种—植物词汇表,这些名词出现在附近十二三个部落的语言或方言之中。”(自弗雷克、沃克尔和塞兰斯)“皮那图博人记录下来六百余种有名称的植物,而且除拥有关于植物及其用途的惊人的知识以外,他们还使用近百个名称来描述植物的各个部分或特性。”(自福克思)(9)

事实上,最初的分类也就是隐含在这些识别与分辨活动或过程中的。例如:“几乎所有尼格利托人都可以不费力地列举出至少四百五十种植物,七十五种鸟类,大多数蛇、鱼、昆虫和兽类,以及甚至二十种蚁类……。”(自福克思)“哈努诺人用一百五十多个名称来表示植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这些名称为辨认植物和‘讨论区分各类植物,而且还往往表明药用和营养价值的重要特征的几百种植物特性’提供了类目。”(自康克林)并且,这些识别活动明显已具有垂直的等级性。如“迪特林和扎汉继格雷奥勒之后证实了苏丹土著人分类法的普遍性和系统性。多贡人把植物分成二十二个主科,其中一些又继续分成十一个子类”(10) 。显然,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在这里看到分类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现象观察的进一步展开在意识层面至少或实际导致了两种结果,即差异与类分。事实上,这两种结果可以视作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侧面。(www.xing528.com)

列维-斯特劳斯还针对人类学研究中普遍的观点指出:“如果人种学家基于偏见,认为‘原始人’简单和粗陋,这样就会在很多情况下,使人种学研究忽略复杂而首尾连贯的、有意识的社会系统。他们未曾料到在经济与技术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中会有这类系统,因为他们曾非常匆忙地从中得出一种结论,认为原始人的智力水平必定也是同样低下的。”(11) 应当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对于思维发展连贯性的强调无论是对我们认识原始思维,还是对后来思维与思想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