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知识与无神论观念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对自然知识了解的增加在无神论观念的产生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见,《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在这里,周内史叔兴将陨石坠落和六鹢退飞都看作纯粹的自然现象,即“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显然,对于自然了解的增加和深入使得当时的人们更多地从“阴阳”也即自然而非“吉凶”的角度来解释现象或看待问题。

这其中,自然天道知识及其观念在其中的作用可能尤为重要,例如《左传·昭公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面对天象,梓慎预测了风与火灾的联系,裨灶则企图进一步证明火灾的天命必然性,而子产却坚持了自己对天道问题的自然理解和判断,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没有通过祭祀消灾,火灾也未发生。从这则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天道观对于无神论思想的影响。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www.xing528.com)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謟,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

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欲祭祀消灾,晏子却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天道不謟,不贰其命”,也就是说天道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既然独立于人的意志,“若之何禳之?”这样一种天道观无疑同样受到当时天文学知识的影响,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无神论思想。完全可以想象,正是这种具有自然与必然性质的天道观在驱逐神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此之外,医疗和军事活动对于无神论观念的发生发展应当也具有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在这两类活动中,理性与无神论的思想往往表现得更加彻底。例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医和在这里讲疾病与鬼神无关。以后至战国时期,扁鹊更明确指出:“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医与巫又有了进一步的分离。又《孙子·用间》讲:“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是说战事的判断只能是“知敌之情”而“不可取于鬼神”。《孙子·九地》也讲:“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这里的“禁祥去疑”,就是指去除鬼神迷信对于军事活动的干扰。事实上,在医疗和军事活动中,除了尊重客观事实与规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遵循。换言之,如果一味取于鬼神,只能导致相应活动的失败。而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活动及其所形成的认识为观念与思想层面所提供的极其宝贵的资源。

总之,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知识的进步对于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