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报应观念对医学的影响-中国哲学通史中的古代科学哲学

我们知道,早在先秦时期,由于无神论思潮的积极影响,医对巫逐渐排斥并最终分离,这形成了中国医学的优秀理性传统。两汉时期,方术盛行,鬼神迷信在宫廷与民间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史籍对民间以符水治病就有所记载,如:“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有道士琅邪于吉”,“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医疗活动仍基本秉持先秦以来的优秀理性传统,不承认鬼神有存在的位置。直到魏晋时期的皇甫谧、葛洪都明确反对问病于鬼神。按照李申的说法,“魏晋时期,医学继承汉末张仲景传统,作风认真。又受天道自然观念影响,也不讲鬼神。”“从张仲景到皇甫谧,反映了汉魏、魏晋之际的医学思想和医疗作风。”“不信鬼神,仍是他们医病的原则。”“汉魏、魏晋之际的医学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基于医疗实践的经验,顽强地抗御着鬼神病因说及求神治病活动对医学的入侵。”(16) 李申还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虽然广泛流行用鬼神迷信治病,但国家医疗机构却不承认鬼神迷信的地位。国家政权机构中的人物,从亲王到一般士人,为反对医学中的鬼神迷信,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医学著作中也几乎没有鬼神迷信的内容。”(17)

但这种状况在这个时期的末期,特别是隋唐时期还是发生了变化,医学终于接受了鬼神迷信和报应思想。同时,咒禁术也广泛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医学思想中。尤其是到了唐代,鬼神咒禁已经扩大到一般的医学领域,国家医疗机构尚药局和太医署中专门设有咒禁科。究其原因,既有巫术的回潮,也有道教与佛教的影响。当然,儒家具有理性特征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全面低落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在涉及精神性疾病时就有关于鬼神的记载,如《鬼邪候》中说:

凡邪气鬼物所为病也,其状不同。或言语错谬,或啼哭惊走,或癫狂惛乱,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惧如人来逐,或歌谣咏啸,或不肯语。

又如《鬼魅候》中说:

凡人有为鬼物所魅,则好悲而心自动。或心乱如醉,狂言惊怖,向壁悲啼,梦寐喜魇,或与鬼神交通。病苦乍寒乍热,心腹满,短气,不能饮食。此魅之所持也。

鬼神及神秘观念尤其体现在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中。如前所见,孙思邈在谈到为医时就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第一》)这其中有相当多的神秘或巫术内容。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生活在传统土壤中的人所必然面对的。而孙思邈又说:

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第二》)(www.xing528.com)

这其中明显有鬼神报应思想。类似的思想也反映在其关于致病与治病的思想中,如:

人生天地气中,动作喘息皆应于天,为善为恶天皆鉴之。人有修善积德而遭凶祸者,先世之余殃也;为恶犯禁而遇吉祥者,先世之余福也。故善人行不择日,至凶中得凶中之吉,入恶中得恶中之善。恶人行动择时日,至吉中反得吉中之凶,入善中反得善中之恶。此皆目然之符也。(《千金翼方》卷一二《养性禁忌》)

又如:

凡服水之法,先发广大心,仍救三途大苦,普度法界含生,然后安心服之。(《千金翼方》卷一三《服水》)

在这里,善报思想十分明显,这显然又接受了佛教的思想。事实上,在这里,鬼神报应和善恶报应观念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18)

通过鬼神报应观念侵入医学这一现象,我们既可以清楚地看到道教与佛教鬼神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精神与神秘因素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特别是巫术与科学之间、神秘主义与理性之间的反复较量。事实上,这种影响和较量直到今天也并未结束,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的理性、科学所要面临的严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