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前代一样,这一时期象与数这样两个观念仍然同时有着哲学和科学的基础或意义。冯友兰曾判断过周敦颐和邵雍二人的差异,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象数学或有某种提示作用,他说:周敦颐的《太极图》来源于道教和陈抟,这是一种象,但是他不讲数,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象学。邵雍所讲的有图又有数,而着重数,可以说是一种数学,笼统一点说是象数之学。(13) 而在这之中,又以邵雍的先天象数学影响为大。就理论而言,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与汉人的《纬书》或《易纬》有着密切的关系。冯友兰指出:“邵雍的六十四卦圆图,用以说明一年四时的变化,这是《纬书》‘卦气说’的继续,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展。”(14) 冯契说:“这同汉代《易纬》的象数之学的基本观点相似,只不过邵雍用‘加一倍法’(程颢语)构造出来的象数体系,显得更加整齐而已。”(15) 但邵雍的象数学也有自己的特点,其通过推演,表面上说明了整个宇宙秩序以及发展,因此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数学领域,如秦九韶就认为数学的源头在于河图、洛书、八卦、九畴,而其最高阶段则应是大衍之术。
关于这一时期的象数学,李约瑟也从科学史的角度或视野给予了评判,其指出:“虽然这些象数学公式是在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一点开始的,并且虽然它们曾引起汉代学者们很大兴趣,可是直到宋代,它们对许多思想家仍然保持其全部的魅力。”如“朱熹的直接弟子蔡沉(1167—1230)就曾从事繁复的命理数字推测”。李约瑟又说:“我们无须举出这种数字象征主义的例子,因为它们与真正的数学并没有共同之处,而是紧密地追随着前面从《大戴礼记》所转录的那种模式。有趣之点是,12世纪理学家们有些思想仍然受到它的迷惑。”(16) 也就是说,李约瑟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对象数学总体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当然,宋代的象数学可能远较李约瑟的判断来得复杂。总的来说,关于这一时期的象数问题,可能有以下这样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从宋代象数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儒家对于以前知识学派的思想的接受,包括对神秘性质的接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克服的,其最终还是涉及中国文化包括思想与信仰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但宋代的象数学与汉代的象数学相比也有较大的区别,这就是其没有或较少汉代人那种比类和附会的东西,因此其神秘和荒诞的内容不像汉代那样明显;第三,象数观念虽然对宋代知识界和思想界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一影响主要局限于哲学和数学领域,而不像汉代那样几乎无所不涉,无所不包,因此其对于知识的影响也相对有限。而第二与第三两个方面是否又在一定意义或程度上说明了理性的进步?这是值得我们给予关注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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