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支持组建新音乐社：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重庆的抗战音乐一直十分活跃，音乐组织如雨后春笋，音乐活动络绎不绝。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随着战事发展，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损失惨重，而共产党却在敌后战场节节胜利，抗日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挑动下，国民党的政策出现了倒退，对群众抗日音乐活动予以干涉和压制，重庆的抗战音乐活动异常艰难。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进步音乐工作者仍坚持斗争。

1939年9月，经上级领导批准，李凌从延安鲁艺前往重庆，与赵沨、林路、沙梅共同致力于通过音乐理论工作推进大后方进步音乐活动的开展，他们准备创办音乐刊物。他们对重庆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办刊物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建立一个组织，才能把音乐工作者组织起来，推动整个大后方音乐救亡运动的开展。于是，李凌、沙梅、盛家伦（1911—1957）等音乐人士商议决定创办新音乐社。这一想法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支持。1939年10月15日，新音乐社在南方局“文委”领导下得以成立，李凌、赵沨为主要负责人。分散在桂林、昆明、柳州、长沙、上海、广州、香港和侨居仰光、新加坡等地的音乐工作者，曾先后以新音乐社分社的名义开展活动。

周恩来十分重视新音乐社的活动，希望他们在团结青年音乐工作者和学生之外，还要加强同音乐界前辈的联系，扩大新音乐的统一战线。周恩来专门约见了李凌，要求他“……还要加强音乐界上层专业人士的团结，许多音乐家也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你们要关心他们，人数越多越好……群众和专家是新音乐运动的两翼，有一个翅膀少了，都是个缺陷”^[1]。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李凌、赵沨和新音乐社的同事们，同马思聪等音乐界著名人士加强了联系与合作。南方局还通过文化委，由田汉出面主持召开了有缪天瑞、黎国荃（1914—1966）、陈田鹤、胡然（1912—1971）、盛家伦等音乐界资深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南方局还同马思聪、范继森（1917—1968）、夏之秋（1912—1993）等著名音乐家加强联系，争取他们参加新音乐运动。赵沨还参加了“文委”诗歌音乐组和郭沫若主持的星期文艺演讲会等活动。(https://www.xing528.com)

新音乐社以函授的形式创办了“音乐通讯学校”，学员多达2000余人。1940年冬，李凌、赵沨按照南方局的安排，担任了育才学校音乐组的教员。1940年底，在南方局“文委”的支持下，新音乐社组织业余合唱团，在重庆首次公演《黄河大合唱》，获得极大成功。新音乐社的成员多次应邀到各学校等业余合唱团去教唱抗日歌曲，广泛开展抗战歌咏活动。这团结了大后方大批进步音乐工作者，培养了音乐人才，推动了进步歌咏运动的发展。

[1]彭亚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