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教育研究成果

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起步较晚，一般认为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在其附属小学的课程设置中，出现了音乐课程，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正式设置音乐课程的学校。^[1]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随之覆灭。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并于1月9日成立国民政府教育部，10天后该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通称校长”，中国从此进入了“学校教育”纪元。虽然这个时期中国正处内忧外患境地，但学校教育在夹缝中茁壮成长，音乐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夕，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音乐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个阶段，中国开始出现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2]“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1920）、“国立音乐院”（1927）等专业高等音乐教育的学府。为推进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国民政府于1933年6月成立了“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聘请沈心工（1870—1947）、萧友梅、周淑安（1894—1974）、黄自、赵元任（1892—1982）等13位委员，负责编审中小学的音乐教材。由于“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工作无法涵盖音乐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1934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设立了“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委”），其委员与“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多有重叠。“音教委”公布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章程》，确定其任务主要有：“一、音乐教育等之设计；二、编审音乐教科书；三、音乐教员之考试鉴定；四、推荐音乐教员，介绍音乐名家组织各种演奏会。”^[3]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音教委”并未完全发挥作用，但这个阶段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应该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中国音乐教育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其发展广度和深度还存在很大不足。囿于军阀割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各种因素，音乐教育发展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经济相对繁荣地区，而西部等偏远地区，相对比较落后。

1937年之前，重庆学校教育发展总体水平均相对落后。据相关统计，当时的重庆共有幼稚园35所、小学79所、各类中学41所、高校3所，学校以市立、私立及联办为主。其中，3所高校分别是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西南美术专科学校。^[4]从以上统计可以得知，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重庆没有出现专业的高等音乐教育。从中小学校统计数量上看，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也存在很大不足，加上本土没有专业音乐师资培养，但有些中小学校又有音乐课程设置，^[5]可以推知重庆中小学音乐教育则处于实验阶段。另外，1936年12月胡庶华在《重大校刊》发表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中提到“重庆大学二十四年度（1935）招生，录取的标准，以40分为及格；二十五年度（1936）招生，录取的标准以45分为及格。由此可见中等教育的落后，推其原因，不外数端：师资的缺乏，设备的不完……”^[6]也可印证重庆整体教育水平比较落后。这样背景下，重庆音乐教育总体水平不是很高。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重庆的音乐教育得到了一次爆发性增长和发展。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同年11月26日，林森带领着国民政府各部委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重庆从一个川东重镇一跃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人口由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几万人逐步发展成为百万级人口城市。^[7]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的还有大批文化机构、文艺团体，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大批专业艺术人才。战争使国土沦陷、带给民众无尽的苦难。大规模的西迁，带来了工业、金融、经济和文化，使重庆这个区域性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了战时首都，很快就被从东边、北边来的人给“挤爆”了。五湖四海的爱国民众会聚在重庆，迸发出更大的爱国热情，人们用一切可以战斗的形式，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抗战作出贡献。其中，学校教育方面更是飞速发展。据相关统计，到了1938年后，重庆本土学校、内迁到重庆及新建的学校，共计有高校54所、中学111所、小学294所及新建的幼稚园35所。^[8]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学校中已经有专门音乐系、科、组，从事专门音乐教育。并且，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对音乐教育活动做了具体要求：“通令各省推进音乐戏剧”“专科学校增加课外音乐活动，聘请音乐教师，课外指导学生组织歌咏团、合唱团、国乐团、音乐研究协会、口琴队、西乐队，每生至少参加一种，各校音乐活动得与教育部音乐委员会取得联络”“国立各级学校应一律成立歌咏队、戏剧队，利用课余教育民素，作为各该校兼办社会教育主要工作之一”。另外，除对学校音乐教育有具体要求以外，国民政府还开创性地把“保甲制度”和社会民众歌咏普及结合起来，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音乐教育。^[9]

抗战期间的重庆音乐教育，从教育法规、教育层次两个方面着手，制订和不断完善了一批音乐教育规定，在制度层面规定和推进了音乐教育。在教育层次上，囊括了专门的高等音乐教育（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专门的师范音乐教育（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典型的中学音乐教育（育才学校音乐组）及在广大中小学开展的各类抗战音乐教育等等，形成了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功能多样，特点鲜明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音乐教育的一次聚集性、爆炸性的增长和发展。抗战期间重庆音乐教育空前繁荣，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也为后来音乐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为新中国音乐教育和人才培养作了必要的准备。

[1]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12页。

[2]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虽定义为音乐社团性质，但实际上承担了部分高等音乐教育的功能，初有会员30多人，后到达200多人，曾聘请萧友梅、杨仲子及外籍教员担任导师，培养了一批音乐表演人才和音乐教师。(https://www.xing528.com)

[3]汤斯惟：《抗战期间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4]苏光文：《大轰炸中的重庆陪都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162页。

[5]中共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重庆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中法学校》，《渝中报》，2019年1月4日第2版。

[6]胡庶华：《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重大校刊》1936年第4期。

[7]见周勇：《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1931年，重庆市人口256596人，1935年为379058人，1936年471018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重庆人口已达125万人。

[8]苏光文：《大轰炸中的重庆陪都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162页。

[9]吴伟：《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