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自文翁首创蜀郡郡学之后，各地郡学，乃至县学、乡学陆续兴起，逐渐形成了地方官学体制。公元3年，安汉公王莽奏请“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村）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84]。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当时全国有103个郡国，1587个县，6622个乡，21635个亭，可见王莽规划的地方官学规模不小。
汉砖所绘儒学讲经图(www.xing528.com)
东汉时期，地方官学有所发展，号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85]，连边远山区也开始建立学校。据《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时期，交趾郡（越南河内市）、九真郡（越南清化市）等地，也随着“颇徙中国罪人（迁入大量犯罪流放者），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86]开始“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87]“牂（zāng）柯（贵阳市）地多雨潦（lǎo），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88]；益州（昆明市晋宁县）也“兴起学校，渐迁其俗”[89]。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更是办学热情高涨。出生于阆中（四川南充市阆中市）的名士杨仁，曾任什邡（四川德阳市什邡市）县令。杨仁，“宽惠为政（施政宽大仁惠），劝课掾史弟子（鼓励并考核部属子弟），悉令就学（要求全部上学读书）。其有通明经术者（对那些通晓经学者），显之右署（让他们担任重要职位），或贡之朝（或者推荐给朝廷），由是义学大兴（县乡学校由此兴旺）。”[90]东汉名士刘梁，“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出任河北徐水县县长）。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道德称著于巴郡和广汉郡）……乃更大作讲舍（于是重新修建很大的教室），延聚生徒数百人（召集学生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早晚都亲自到学校进行勉励和督导），身执经卷，试策殿最（通过策试评出最差和最好的学生），儒化大行（使儒学教化大为流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这个城邑后来一直称誉他的教化之功）。[91]由此可见，文翁办学的历史影响确实可谓深远。但是总体而言，汉代的地方官学尚未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正如教育史专家毛礼锐先生所言：“汉代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那种进行经常性教学的学校。它没有正规的课程设置，有的学官只有在一年的某些时节召集一些知识分子讲经”也有些知识青年常常自动地、个别地到学官那里去问业。地方官学对中央官学并没有从属的关系，师资也较差。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汉代的学校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系统，却为后代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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