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放牛务农，没有入学的机会，但十分重视教育。1367年3月31日，也就是明王朝正式建立之前10个月，朱元璋“始设文武科取士”[1]。11月2日，朱元璋告诫右御史大夫邓愈说：“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在于劝农桑，明教化在于兴学校。”[2]基于这种以衣食为急，以教化为重的思想，朱元璋极力劝导农桑，兴办学校，很快就使儒学教育复苏。朱元璋称帝建国之后，又发布《农桑学校诏》：“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道理之源。朕尝设置有司（职能部门），颁降条章，使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给由赴京者（通过邮驿送达的报告）皆无桑株数目、学校缘由，甚与朕意相违！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敢有无农桑、学校者（敢于不汇报农业及学校情况者），论拟违制，杖降罚（处以杖刑及降职），历（磨砺）三年后，注以吏事出身（以办事员重新录用）。”[3]
北京国子监
明代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已经融为一体，或称国子学，或称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学校。1364年二月，朱元璋攻占武昌，消灭陈友谅割据政权残余，立即任命陈氏政权的翰林学士詹同为博士，“时功臣子弟教习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詹）同学识淹博（渊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从事教学及撰写文章），才思泉涌，一时莫与并（当时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4]。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告诫部下将领说：“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5]1365年9月16日，朱元璋“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6]。1367年十月，朱元璋设置国子监祭酒。1368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间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寻（不久）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择年少举人赵唯一等，及贡生董泉等，入学读书”[7]。1369年，朱元璋命扩建国子学。1370年五月，朱元璋恢复科举考试。1371年，朱元璋从地方儒学选送2728人入国子学，随即推行捐纳制度，使国子学出现4种学生身份：“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会试落榜者）曰举监，生员（州府县儒学推荐者）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资（捐钱入学者）曰例监。”[8]1381年，朱元璋再次扩建国子学，“改建于鸡鸣山下”[9]“分六堂以馆诸生（分设为6个教学区），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廪饩（xì，官仓供给的食品），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成套的外衣）巾靴。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马皇后在太学储备粮食），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入学多年未婚的学生），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套），月米二石（约207公升）”[10]。1382年五月，朱元璋亲自制定学规，严格选拔教官，并表彰优秀学生。“监丞（教务主任）置集愆簿（学生过失记录本），有不遵者书之（记录在案），再三犯者决责（杖责），四犯者至发遣（流放）安置。其学规条目，屡次更定（修改），宽严得其中。学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例（都有明确规定）。”[11]“司教之官，必选耆宿（德高望重的长辈）。宋讷（nè）、吴颙（yóng）等由儒士擢祭酒（校长），（宋）讷犹推名师。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戊辰（1388年）任亨泰廷对第一（状元），太祖召（宋）讷褒赏，撰题名记，立石监门（校门）。辛未（1391年）许观，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相继不绝。”[12]为加强对开国功臣子弟的教育，朱元璋还一度设立中都（安徽滁州市凤阳县）国子监，任命威严的高级将领坐镇监管，这就是《明史》所谓：“太祖虑武臣子弟但习武事，鲜知问学，命大都督府选人国学，其在凤阳（老家）者即肄业于中都。命韩国公李善长等考定教官、生员高下，分列班次，曹国公李文忠领监事以绳核之（按照校规管理）。嗣后勋臣子弟多入监读书。嘉靖元年（1522年）令公、侯、伯未经任事（没有任职）、年三十以下者，送监读书，寻（不久）令已任者亦送监，而年少勋戚争以入学为荣矣。”[13]
朱元璋既关心太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也关注太学生的社会实践。为此特别规定太学生到政府各部门实习的制度：“令监生分拨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三个月考核引奏。勤勉者送吏部附选（列入候选名单），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平常者再历（继续历练），才力不及者，送监读书；奸懒者，发充吏（安排充当办事员）。”[14]一旦有特殊的用人机会，朱元璋就亲自安排太学毕业生的工作。开国之初，徐达等人刚攻占大都（北京市），朱元璋考虑到“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15]，立即“遣国子生林伯云等366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16]。1386年，朱元璋“命祭酒、司业，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授知州（从5品）、知县（正7品）等职”[17]。1387年，朱元璋“擢监生李庆署（代理）右佥都御史（正2品）”[18]。1388年，朱元璋“命礼部给赐国子生钞（发奖金）。在监三年以上者，五锭（大明宝钞纸币1锭为2贯铜钱或2两白银，按目前银价每克8.5元计算，每锭约值634元人民币）；二年，人二锭；俾（bǐ，使）制冬衣”[19]，同时“令工部于监前别造房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以处监生疾病者，拨膳夫二十名给役（为病员服务）”[20]。1391年，朱元璋“选监生方文等639人，命行御史（代行御史职权），稽复天下百司案牍核查各部门档案）”[21]。1392年，朱元璋“擢监生师逵、墨麟等为监察御史（正7品），夏元吉为户部主事（正6品）”[22]。1393年，朱元璋“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64人为行省布政（从2品）、按察两使（正3品），及参政（从3品）、参议（从4品）、副使（正4品）、佥事（正5品）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不可胜数）。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从内阁低级办事员升任都察院正7品监察御史），（李）扩寻改给事中（正7品）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23]。(www.xing528.com)
为提高教学质量，缩短教学周期，朱元璋还推行太学“积分法”，类似于现代的“学分制”，即：
［12］同上书第1678页。
1403年二月，明成祖朱棣将北京儒学改为北京国子监。1422年，明代南北两所太学学生一度达到15272人，其中就有大量少数民族世袭土官的子弟及外国留学生。“于是直省诸世子云集辇下（京城）。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少数民族官员子弟），日本、琉球（冲绳）、暹罗（泰国）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经常给予丰厚赏赐），并给其从人（并为他们的随从人员提供食宿）。永（乐）、宣（德）间（1403—1435年），先后络绎（不绝）。至成化、正德时（1465—1521年），琉球生犹有至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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