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材料搜集的基本原则

茫茫学海，一望无涯，何处扬帆，何处停泊？这是定题者搜寻材料需要认真思考和认真计划的一个问题。明确了目的，认准了方向，注意了方法，掌握了具体操作原则，材料搜集就会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明确方向

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一经定题，课题研究的学术问题，就有了具体指向，因而研究材料的搜集，在内容和题材上，也就相应有了特定主题和涉及范围的限定，这就向研究材料搜集者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他应当首先要明确搜集材料的方向。

明确材料搜集的方向，主要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要集中目标，将材料搜集的内容和范围，紧紧地扣住研究题目，有的放矢地去进行，不可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搜寻材料；其二是要在已经明确的材料搜集内容和范围内，认清哪部分材料是搜寻的重点，哪些内容是最主要的搜寻对象，不可主次不分，捡起“芝麻”而丢掉“西瓜”。

这里，为说明搜集研究材料的方向性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想列举一个很典型的文化人类学的例子。美国的一位名叫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文化人类学家，她是本书前面曾提及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受美国战时情报部门之托，写了一份有关日本国家和民族的研究报告。战后，作者对此报告内容进行充实，题名《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于1946年公开出版（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出现译本，图48）。此书一出，立即在日本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来竟成为日本国内的畅销书和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一本名著^[11]。使人惊异的问题还在于，完成此著述的作者竟从未去过日本，她所以能写成此书，除个人学识能力和文化人类学理念之外，完全是依赖于方向性极强的有关日本材料的尽可能周全的搜集和掌握。诚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宣在《评价与批判》一文中所作评价：“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12]

图48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译本书影

如果一位民族音乐学学者，选择了中国某一地方戏曲剧种的音乐作为研究对象，那么，他就应当方向明确地紧扣题目，从该剧种及其声腔的历史和现状、艺人传承及其流派、相关乐谱和文献著述留存、流传地区文化和经济状况、地方语言（方言）和民风民俗、其他相关音乐种类和艺术类型等等方面，去进行主次分明、有针对性的材料搜寻，这样才能为日后学术论文写作储备好足够的可供研究的基础素材。(www.xing528.com)

2.全面系统

一篇民族音乐学性质的学术论文，要想做到内容丰富并论述深刻，写作者还应当考虑自己所搜集的研究材料是否全面和系统。因为任何研究课题只有在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材料搜集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去进行研究材料的梳理、分析、归纳和综合，使论文在丰富、系统的研究材料举证中达到全面细致和论述深刻的要求。

搜集材料要全面和系统，也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材料的“量”，要尽可能的大，通过“量”大，去寻求“质”的高。凡是与课题相关的各方面材料，都要注意搜集，不要有所遗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量大，才有宽泛地比较鉴别对象和例证筛选淘汰的余地，这样从大量材料中选择出的精华，实证性就强，其“质”即高；反之，材料“量”小，“杯水车薪”，比较鉴别的对象很少，就很难筛选出研究所需实证性较强、其“质”较高的材料来。二是说材料内容的涵盖面要全、要宽，相互要构成系统，通过“系统”来相互支持和显现“联系”和“因果”。材料不能“孤立无援”，它应当有各个侧面、各种形式的材料来彼此支持和相互印证，历史的、现实的、内部的、外部的、正面的、反面的、文字的、乐谱的、图像的、实物的，都要搜集，使之构成“满盘皆子”、相互联系的格局。

中国民族音乐学已经走过了它的初期发展阶段，众多研究选题，已不再是以往那种比较单一的主要从一两个方面去进行研讨的题目，它们更多体现出多视角的向系统、综合方向发展的趋势，强调研究材料搜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一种必然需求。

3.专一持久

研究材料的搜集，贵在专一持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实难做到全面系统的研究材料积累。如果目标专一，长久坚持，研究材料不仅可以日渐丰富，而且研究者还会因不断地接触新鲜资料，使其体会愈见深刻和萌生某些新思想和新见解，进而拓展日后写作学术论文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材料的持久搜集，表面看来好像只是单纯量的不断积累，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向质的方向转化的因素。鲁迅先生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搜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窥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13]

专一持久地搜集材料，一方面要求对以往存见的音乐事象资料要不间断地、锲而不舍地去发现、去发掘；另一方面还要求对音乐事象最新公布材料和最新科研动态，要敏感地、及时地去搜集，这样才能使所掌握和积累的材料，在内容上不断更新而不至于渐趋“老化”。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已进入高度信息控制的时期，从某种程度来说，谁要是掌握了最新、最前列的信息和材料，谁就有可能在科学研究上领先一步，音乐学及其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材料搜集，亦不例外。例如：中国音乐学家曾经在及时掌握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战国曾侯乙墓和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出土的若干罕见乐器的信息之后，立即进行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实地考察、材料分析和学术研究，随后发表一系列关于曾侯乙编钟、贾湖骨笛的学术论文，此不仅属于国内音乐学研究最新成果，在世界音乐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因属于前沿课题而产生很大的震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