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来对抗影像：基特勒论媒介

在20世纪80年代，基特勒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数字技术。他关注的事情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因为，不同于绝大多数从文学或者社会学跨界进入媒介研究领域的媒介理论家，基特勒有着多年亲自动手操作的经验。虽然很多人反对他异常古怪的观点，但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尼采是第一个使用打字机的叛逆的语言学家，那么基特勒就是第一个教授编程的叛逆的德国文学家。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专业知识与极端主义再一次令人兴奋地融合在一起。所有重要的和有争议的论点早就出现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的绪论中了：

渠道和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除了各种媒介间的差异。音响和图像、人声和文本都被缩减到了表面效果，也就是用户所熟知的界面。感觉和各种官能都变成了视觉骗局。从中产生的炫目的媒体特效作为策略性程序的副产品，在短期之内将持续存在。在计算机内部，它们自身都变成了数字的累积，没有图像，没有音响，也没有人声。一旦光纤网络将曾经截然不同的数据流转化为标准化的数码序列，任何媒介之间都可以相互转换。有了数字，一切都成为可能。模块化、变形、同步，延迟、存储、调换、倒频、扫描、绘图——一个基于数字基础之上的媒介联合体将消解媒介的概念本身。绝对知识不再联结人类和技术，而将进入一个无止境的死循环中。（Kittler，1999：1-2；对翻译有所修订）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提到的几点。数字技术带来了某种弥赛亚式的结局：当它到来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了，历史也不再有了，至少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技术的历史了。自从发表这个宣言后，基特勒的立场变得没有那么强硬了，他试图去发现模拟和量子计算机未来的可能性（参见Gane and Sale，2007）。但是，不管未来会出现怎样的非冯·诺依曼设计，它都不会改变对“媒介概念本身的”消解。我们需要留心和注意的是，基特勒谈论的是媒介的概念，而不是媒介本身。媒介将继续存在，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将降低。这个情况有点像落魄贵族在他们的住所里做旅游向导的工作：媒介不再处于物理过程和人类感觉装置的关键交汇处，它们被移至数字机器的边缘，以便让人类得以接近这个独立自足的数据世界：

依然存在可被视为媒介的生理—物质的计算机界面。但是在计算机内部，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不再存在想象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科学引发了作为月之暗面的世界，那么媒介则是面对着非专业人员和群众的可见的另一面。（Kittler and Weinberger，2009：101）

媒介是计算机对我们的缺陷和不足的让步，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任何有机生物都无法——《黑客帝国》三部曲中的英雄尼奥（Neo）除外——在内心里与数据处理系统直接联结。

但让基特勒烦恼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对用户友好的计算机软件还是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是我们掌控着计算机。我们想继续仅仅将计算机视为工具，而这反过来又让我们作为人类工匠（工具制造者）这个顾影自怜的形象长久持续。所有为了赞颂启蒙主体而保留的论述能量都被重新导向了计算机软件。的确，基特勒是如此热衷于揭露计算机软件的空洞无趣，甚至会否认它的真实存在。没有软件，因为软件可以被转化为基本的硬件运作：(www.xing528.com)

如果离开了一些基本功能惊人的自动化能力，不仅没有任何程序，而且没有任何潜在的微处理器系统能够启动——这些基本功能为了安全起见被烧制成了硅片，从而构成了硬件的一部分……任何从熵到信息、从一百万个休眠的晶体二极管到电子势差的转换，都必定要以一个物质作为前提，那就是重启按钮。……所有的代码运作……归根到底都是完全局部性的字符串处理，也就是说，恐怕都是电压差的记号。（Kittler，1997：150；重点为原著中的突出强调）

话语网络1900展露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脑壳，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大型主机展露的问题。基特勒揭穿软件的运行方式时，使用了与19世纪科学撬开人脑来检查大脑运作原理类似的方式。最终，没有软件，也没有被称为灵魂、心灵或精神的更高级的官能，两者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配置形态。后者可以被转换为无数微型电路的开启和关闭，这些微型电路经过的是由锡、骨头或者塑料制成的中空容器。

但是，让基特勒感到忧伤的是，这个“后现代巴别塔”在本质上是以硬件配置为基础的，这一事实“明显是为了规避我们的感知而设计的”（Kittler，1997：148）。这就是基特勒的论证从技术还原论转向技术进化版的意识形态所批评的地方。操作系统，尤其是那些有着像“视窗”（Windows）之类名字的操作系统预示着不受阻碍的透明性，而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单面镜而已。就像审讯嫌疑人时不可见的警方调查人员一样——计算机看得见我们，但我们对着计算机看，却只能看见我们自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被我们的计算机屏蔽了，而恰恰是这个事实让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用户友好的机器隐藏了它们非人化的内部运作过程，这让人类能够向自己隐瞒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的自我描述不过是同样非人化话语过程的沉淀产物而已。“通过诸如用户界面、用户友好性乃至数据投影等关键词，计算机行业试图阻止人类继续做人类。”（Kittler，1997：15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软件批评与基特勒在学生时代避开的社会运动中的某些修辞不谋而合。软件被指责为人们的新型鸦片，它是由一些执意阻止用户群体控制数字生产渠道的力量所分发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抛弃那些想象的操作系统，转而采用在计算机运算早期曾经风靡一时的基于文本的电传打字机接口，或是加入LINUX的潮流之中。我们必须学习基本的编程和操作语言来克服对电脑产业分发的软件鸦片的依赖。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批判了使我们离开其他人的引导就无法动用自己精神能力的“自身设定的幼稚”：“因此启蒙的准则就是勇于求知（Sapere Aude）！勇敢地运用我们自己的才智！”（Kant，1949：132）。带着所有他通常会避开的激进主义的关切和热情，基特勒发出了类似的战斗口号：勇于编程！勇敢地运用我们自己的编程技能！虽然这既不能带来西方启蒙运动，也不能带来任何对数字机器的掌控，但是它至少能够超越我们自身设定的且由软件支持的幼稚性，与所有将要离我们而去的事物进行视线上的（或者信号上的）互动。在一个极具讽刺意味且具有高度引用价值的夸张说法中，对基特勒最敏锐、最锋利的批评者之一，媒介理论家弗兰克·哈特曼^[20]（Frank Hartmann）宣称，基特勒在脑海中最终构想出的是一个“机器低语者”，这个人——有点类似于尼尔·斯蒂芬森^[21]（Neal Stephenson）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的一个人物——对机器代码掌握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不需要任何中介软件就可以直接与数字系统的基本操作层进行交流互动。它的前提是实现莱布尼茨和图灵的伟大梦想：把思维完全转化为计算（参见Hartmann，1998）。

这里又要重提前一章的结束语，基特勒打破偶像崇拜的修辞，对时髦的偶像以及引发自我迷醉的软件的蔑视，是从德国牧师住所这个庄严且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中最后传出的战斗口号之一。基特勒——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路德教家庭”（Kittler and Maresch，1994：103）的后代——看上去像是正在热情鼓吹一个计算机时代的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即一个用微软替代梵蒂冈的数字化路德派教义。一个优秀的信徒不需要牧师的协助就能够和上帝保持联系，而一个优秀的计算机用户不需要精巧的软件界面就能与赛博空间保持联系。在《光学媒介》（Optical Media）对反宗教改革之媒介战术的历史性阐述中，也可以发现这种与天主教，更确切地说是与耶稣教义截然相反的立场。根据尼采的说法，新教的牧师是“德国哲学的祖父”（Nietzsche，2002：28），这让他成为德国媒介理论的鼻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