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施洞苗族社区价值观变迁

大众传播媒介最开始是作为重要的国家宣传工具进入施洞的。虽然报纸、广播、电视的物质形态可以通过市场渠道由村民自行购买，但媒介内容的制作、分发和传播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门和专业传媒机构手中，其媒介权力结构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普通受众很难在其中获得话语权。尽管我们可以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看到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身影，但媒介的信息管道主要是为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形态预留的。大众传播媒介进入施洞的过程，就是当地人接受由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主流价值观的过程。

地方性知识可以被看作一种民间知识或乡土知识，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经验、知识和技能的总结，表现为凝结着民间智慧的文化事项和问题解决方案。历史上的苗族在长期与天灾人祸的抗争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成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现代观念的冲击下，这些曾经在苗族乡村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方性知识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首先，现代科技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施洞得以快速传播，这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增加了粮食产量，同时也改变了传统习俗中的一些陋习，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科技的普及压缩了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空间，许多传统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小型农业机械的引进替代了传统农具的地位，在镇上已经很少能见到曾经的木制农具。我在歌师LGQ家用来储存粮食的木屋里见到了过去使用的铧口、犁和谷斗，被置于储藏室的一角，落满了灰尘。作为苗族古老农业文明的见证者，这些曾经在当地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生产工具失去了实用价值，如果不加保护，最终会彻底消失。出于这样的担忧，AH把巴拉河村以前的小学教室改造成了一间小小的陈列馆。由于力量和资源极其有限，陈列馆目前的实物展品主要是当地的一些传统生产生活用具，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干妈过去用来织布的纺车。

图4.7 干妈演示如何使用纺车

第二，大众传播媒介在苗族乡村培养的现代经济观念给当地人灌输了有关付出与回报的新的判断标准。很多需要手工制作的传统工艺被年轻人认为得不偿失，而不再被他们重视和学习。比如，苗装的制作包括纺线、织布、染布、刺绣等多个步骤，过去全部由手工完成，一件好的苗族盛装有时需要花费三年时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这样的付出与回报完全不成正比。在当地，现在几乎没有人自己种棉花、纺线、织布，手工刺绣也逐渐被效率更高的机绣代替，干妈那台古老的纺车也只能进入陈列馆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作为施洞支柱型产业之一的银饰加工中。过去的银匠完全依靠手工在银片上一点点敲出造型。现在的银匠为了缩短制作周期大多放弃了传统的手工工艺，而改用机器加工。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施洞的银匠们更快地创造财富提供了可能，但用双手敲打出来的质感在标准化的机器生产中彻底消失了。

第三，大众传播媒介是法律知识和科学观念在乡村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提高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和科学精神方面，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教化功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曾经在苗族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习惯法虽然现在仍然在某些领域发挥着作用，现代媒介成功地将当地人纳入了国家法制体系，乡规民约的道德约束作用已经退到次要的地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去在苗族村寨中拥有很高地位的理老已经消失，即使在保留了这一角色的村寨，理老的实际作用也已经大不如前。此外，崇拜自然和祖先的苗族信奉万物有灵，过去在苗族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巫文化和巫师，在媒介的宣传中被以科学之名视为迷信和落后而遭到排斥，甚至抛弃。虽然巫师随着一些传统祭祀仪式的复归而重新从事巫术活动，但他们对活动的范围和参与人还是有所忌讳。很多时候，他们只接受熟人的邀请或介绍，而不愿意过多声张，这与经由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形成的社会舆论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消费主义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时由于物资紧缺导致的物质欲望的压抑得到解放，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复苏将这种欲望无限放大，消费主义也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迅速蔓延。消费主义以对器物的占有和追求享乐主义为特征。消费主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传播，很快形成一种社会风潮，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消费文化提供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和服务，引导个人参与某种商品化的满足体系。媒体和消费文化携手合作，制造出与现存的价值观、体制、信仰和实践相一致的思维和行为。”^[30]

在施洞，电视等现代媒介为当地人展开了一幅都市消费社会景观，消费主义很快被他们所接受，成为当地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消费主义首先激发了村民们对商品、服务、物质财富的需求。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主义的根源是人们不断努力满足自己无止境的需求，需求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创造出来，人们消费的不是“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31]对村民们而言，这种“突出你的符号”主要是从电视节目和电视广告中看到的城里人的物质消费方式。电视中的成功人士向乡村观众展示着自己的富裕生活以及别墅、跑车、名包、名表等象征财富的现代器物，不间断地提醒着村民们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村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视，因为“他们想从电视和城市精英的世界中，为他们自己在更传统城镇中缺失或压抑的生活，寻求更多的道德选择”^[32]；一方面，他们努力跟随和模仿电视中展现的现代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影响改变了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和审美观。微波炉、电饭锅、消毒柜、淋浴器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大部分人在平时放弃了穿着苗装的习惯，很多年轻人将电视剧中人物的穿着打扮作为美和时尚的标准。正是通过这样的跟随和模仿，村民们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想象。

有趣的是，我在施洞寻找消费主义精神与媒介的联系时，许多村民否认电视是自己购买某种商品的相关因素。这些人认为电视节目或广告并没有影响自己购买的决定，他们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当被问到电视是否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时，很多人的回答也是否定的。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刻意的隐瞒，还是潜在的影响因素太多而模糊了人们的判断？我的推测是，在电视出现之初和慢慢普及的过程中，电视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精神和外界文化对村民们的影响更加明显。模仿城里人的吃穿住行，这个如今能观察到的结果跟电视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有不可割裂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在现在刚开始普及的互联网上体现出来。

由电视加强的消费模式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持，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乡村生活远不能满足村民们被激发的欲望，这激励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愿望，直接导致了谋生手段的分化。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土地。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去大城市寻找机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越来越多人发现，在城里打工虽然地位低下，但比在田里干活挣钱容易，而且发展的机会也更多。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田地无人耕种的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老人的赡养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本应在社会、家庭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中青年人的缺失，使民族文化传承失去了主要的力量。

对消费主义精神的崇拜同时也增强了村民们的商品经济意识。随着社会消费的增长，物质和金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些凭借各种手段先富起来的村民在当地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些“领风气之先”的榜样的带领下，赚钱成了多数人生活的第一要义，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改变。民族歌舞、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品被包装成商品，供旅游者消费。为了满足外地游客的需求，许多文化要素被随意篡改，失去了原本的文化意义。这些曾经被当地人“所珍惜的意义系统每天都在经受着现代传媒所传递的新的行为规则的冲击。现代传媒所携带的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破坏了传统村落社会中赖以生存的关于需要与满足的规范”^[33]。

对于代表着施洞苗族社区未来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在当地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将决定传统文化的走向。令人担忧的是，媒介与消费主义对这个文化水平更高、心态更为开放的群体影响最大。“城市化消费社会的扩张使苗族的乡土社会迅速解体，一代又一代的苗族农民离开乡土田园成为都市消费社会的底层流动者”^[34]，被带走的还有他们对传统文化应尽的珍视和责任。施洞年轻一代的未来生活将会怎样还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乡土社会和植根于此的传统文化将会发生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变迁。

本章在引起苗族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诸多动因所构成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了现代媒介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考察了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施洞文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凭借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和设置、引导社会话题的权力，“电视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信息传播者、观点塑造者和社交中介之一”^[35]。当然，作为后来者的互联网也正在当地发挥着与电视类似的作用。电视在同一时间将国内外的信息传递给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为施洞苗族居民提供了接触现代文明、现代价值观的机会。同时，电视将全国性事件和社会问题置于村民的眼前，提高了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现代媒介促进了现代教育和汉语普通话在施洞年轻人中的普及，为当地人融入现代社会做好了准备。电视将消费主义精神从城市带入农村，向当地人展示了现代生活的“标准组件”，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一种“一致性的理想”^[36]。这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物化社会的欲望，为他们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在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现代媒介成为当地社会转型强有力的背后推手。

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电视通过向所有受众提供趋同的生活体验，传播以城市文明为底色的主流价值观，对苗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苗语生活世界带来冲击。大众传播媒介在苗族乡村社会的普及，将媒介文化成功地植入当地社会文化网络。在与这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乡村社会传统的内涵和外延经历了变革和重组。如果说媒介在当地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地方文化，那么曾经在这里生存繁衍的苗族传统文化难以避免地遭到解构。在观察中我们发现，施洞苗族居民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观念视野得到拓展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态度暧昧。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少数与多数等一组概念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二元结构，如何在当中保持态度、观念、情感和行为上的平衡，这是村民们尚无暇顾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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