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9岁那年，他父亲因饱尝没有文化的苦头，东拼西凑地筹措了一点学费，把他送到一家蒙馆去读书。就这样，徐特立开始接受封建传统的启蒙教育。能够有机会读书，这是徐特立小时候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但是，蒙馆学习的内容除了启蒙读物外，就是“四书五经”，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讲实在不容易理解，再加上塾师的教学方法大多简单粗暴——带读、诵读，然后就是背诵，背诵不了的就要受惩罚——打手板、罚站、罚跪。在这种情况下，年少的徐特立对老师的教学一度感到索然无味。但也有两位老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他入学半年之后的老师。这位老师非常注重教学生做人的道理，先是教他读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1]的《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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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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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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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这些话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句易记，而且所讲的道理贴近生活实际，非常实用。徐特立牢记于心并注意落实到生活中。
老师随后又教他读明朝忠臣杨椒山的遗嘱。杨椒山（1516—1555），明保定容城人，名继盛，字仲芳。7岁失母，家贫好学，刻苦自励。嘉靖年中进士，任兵部员外郎。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上《请诛贼臣疏》奏劾权相严嵩十大罪状，被削职下狱。三年后，严嵩将其与死刑犯一起上报，杀于西市。这篇遗嘱，是杨椒山在狱中写给儿子的，通篇感情充溢，满怀报国之心，又谆谆告诫儿子如何为人处世。徐特立反复诵读，激动得热泪盈眶。老师在教他读了这两篇文章后，才教《论语》。徐特立后来回忆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却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论语》。”[2]
15岁那年，祖母去世。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徐特立被迫辍学，而且他必须选取一个合适的职业以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作为一个读过6年私塾的“文化人”，他已不可能去做一个全职农民，而且几亩薄田也很难养家糊口。他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活。最初，他“尽读祖父遗书，拟以医为职业”[3]，但因找不到人指点，唯恐“误人自误”，于是放弃了；又曾想以卜卦算命为业，然而发现卜者的判词“均是两可的骑墙语，由此我判定阴阳家都是走江湖的骗子”[4]，因此，决定不再去理会它。这时，人生的艰辛甚至曾使他想过学和尚及早遁入空门，却发现不少寺庙等级森严，而且明争暗斗，与世俗无异，从而放弃了皈依佛门的打算。混混沌沌摸索了几年后，18岁时徐特立终于做出从文的决定，“自问学医必不可能，若习科举，或可取得翰林院，甚至考中状元。……于是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5]，“可以进步，又可谋生”[6]。于是，他在家乡的小塘湾收学生教蒙馆，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当上塾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兼习科举”，锐意举业，试图以此作为进身之阶。
“想进学非读八股不可”[7]，于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徐特立从考秀才用的官僚“八股”到明末汉奸、英雄的“八股”乱读了一通。其中，民族英雄黄淳耀、金声等人的言论对他影响很大，心中开始萌发反对清廷的情绪。
在习作“八股文”的摸索中，徐特立曾特地拜访长沙举人陈云峰。陈先生劝他立志读书，不要把精力耗费在“八股文”上，并赠他一把纸扇，上面写着：“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张之洞[8]的《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之门径。”[9]得到陈先生的指点后，“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10]。在面对习科举和求学问的选择时，徐特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求学问。为了买书，他20岁时又果断地制定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11]，并从此博览群书，积累了广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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