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徐特立年已28岁。这时他教书所得，除维持妻室儿女的温饱外，还有少许富余，他完全可以安心地过一辈子教书匠生活了。但徐特立没有安于现状，他不安心于一个农村塾师的职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20岁以前，那时，他必须首先为个人的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以解决全家的生计问题，然而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分忧了。他认为自己应该离开狭小的五美山，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学习新的知识，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良方。
这一年，他与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姜济寰[16]、何雨农一起考入设在长沙城里的宁乡速成师范。该校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17]创办，教员也大多是有一定科学知识、具有民主思想的留日学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学校不仅开设自然科学和教育学，还有西洋史、东洋史等课程，讲授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徐特立对这些课程非常感兴趣，他在这里学习了4个月，感觉受益匪浅。学习期间，他“得到《民报》《猛回头》《浙江潮》《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就从康梁的信徒转为孙文的信徒”[18]，“由立宪思想转到民主共和”[19]。结业时，周校长发表演说，鼓励学生加入民主革命行列：“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20]这对徐特立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晚年在北京会见周震鳞先生时，还提到这件事，他说：“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周先生的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21]如果说徐特立一开始以教书为业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这时的徐特立开始选择教育当作自己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事业。(www.xing528.com)
徐特立走到这一步，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他曾与好朋友何雨农、姜济寰一起讨论：“我们现在都算有知识的人了，但是我们的知识是用到为社会服务呢？还是为家庭服务呢？”徐特立认为：“能力只够养家者，养了自己的家，也是解决社会问题之一；除养家之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于社会。”[22]他非常赞赏韩愈《争臣论》中的观点：“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23]他一心以天下事为己任，决心像墨翟那样摩顶放踵，集中精力从事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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