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身教主义者的师德楷模

1966年3月徐特立回到长沙师范，种下4棵蜜橘树以作纪念

作为教育工作者，徐特立非常强调“身教”。他在《抗战给我的机会》一文中，他说：“我只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不是理论家、作家、政治家或教育家，而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和教育行政负责者，身教主义者罢了。”^[1]这是明显的谦逊之辞，却也正可看出徐特立对“身教”的极其重视。他强调：“修身教授，固宜注意于道德之判断，情感之涵养，而又须起其躬行实践之意志，兼此知、情、意之三方面，而确立其道德之品性，实修身科教授之目的也。”^[2]“又教授修身，须以嘉言善行及谚辞等为本，而勤劝诫之，使之服膺勿失。”^[3]在担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高级参议时，徐特立坦陈：“我是八路军的代表和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不免有被人误会的地方，因此我采取绝对公开的办法，言论和行动绝对一致。”^[4]正因为胸怀坦荡、言行一致、以身示范，徐特立赢得了世人的一致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身教主义者”，更是为人师表的典范。

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周世钊所言：徐特立“那种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崇高品质，他那种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为革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毕生力量的伟大精神，他那种勤勤恳恳、艰苦朴素、穷且益坚、老而弥劭，为了革命和教育，敢于和一切黑暗势力与艰危环境奋斗到底的英雄豪迈气概，却永远是我们全国人民，特别是一切教育工作者的伟大师表和光辉典范”^[5]。

【注释】

[1]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www.xing528.com)

[2]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5]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怀念徐特立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