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室名饮冰室；广东新会人。
胡适未满三十岁即暴得大名，故有资格作《四十自述》；而梁启超竟有资格作《三十自述》，更可见他入世成名之速。自1896年主持《时务报》开始凡三十余年，梁氏言满天下，名满天下，论知识分子对思想界舆论界的领导力，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他不仅是近世以来第一人，甚至求之古今中外，亦罕有伦比。[1]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乃藉《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言论阵地，开设“新知识的杂货店”，[2]引进西学，观察中国，启发民智，鼓吹改良，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直可谓梁启超时代。但梁氏作为报国志士而逢危时乱世，读书不能不以致用为目标，治学速成，作文急就，[3]又多剿袭西洋乃至东洋的成说以为己用，[4]故论思想启蒙则有余，论学术发明则未足。
民国初年，梁氏复卷入现实政治，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参与讨袁（世凯）称帝、讨张（勋）复辟两大战役，总计他一生真正专心治学的时间，不过去世前十年左右而已。
但即以区区十年的著作而论，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已足惊人。史学方法，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5]文献学，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先秦思想，有《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佛学，有《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典之翻译》、《大乘起信论考证》、《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文学史，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陶渊明》、《桃花扇注》；人物，有《辛稼轩先生年谱》、《朱舜水先生年谱》；清代学术，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散论、讲演、题跋更无以数计。在学术风格上，虽仍不免粗疏之讥，[6]但能综合中外新旧学问而条理化，亦间有一己的发明，其指引后学之功，终不可没。
按：清儒之得失，章太炎、刘师培皆有论衡，而全面总结有清三百年学术，则以梁氏为先导。其后罗振玉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徽有《清儒学记》，亦各有可观。
梁氏一战后游历欧洲，思想为之一变，著《欧游心影录》，冀图以东方文化救济西方文明，颇令新文化运动一派不满。故胡适早年虽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但在他去世后私下表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7]顾颉刚亦指他“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8]
按：梁氏也自认“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又作诗自叹“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9]故胡、顾所言，确能中梁氏之病，惟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未免苛刻过甚。
另，钱穆的治学取向及规模，颇受梁氏的启示。梁著《历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皆有同题之作；梁拟作《中国文化史》，钱则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有《先秦学术年表》，钱则有《先秦诸子系年》，似乎亦步亦趋。而钱穆虽后来居上，仍不抹杀梁氏地位，以为“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10]其意较胡、顾为可取。
梁氏又自评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盖手段鲁莽而能大力开山者。[11]则其人置之《说唐》，宜为程咬金；置之《水浒传》，其为黑旋风乎？
其师康有为，主今文经学，非实事求是的学问中人，乃“六经注我”的豪杰之士；但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亦有启发处，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影响甚大。
诗曰：激扬文字叹无涯，异代乡贤陈白沙。昔我几番战今我，但开风气不名家。
按：新会一隅，明朝有陈献章（白沙），近世有梁氏及陈垣，在中国文化史上俱已入不朽之域。[12]梁氏思想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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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志摩评论梁氏说：“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以伦比的。”（徐氏1929年3月5日致思厚之函，见《徐志摩全集》第五卷《书信·日记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2]这是《新民丛报》的栏目名。
[3]如梁容若指“任公先生作学问，搞政治，一切求速成。他学外国文也用这种方法”（《梁任公先生印象记》，收入《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4]关于梁氏在旅日期间对外域学术的汲取，近年日本方面有专题论文集《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方面有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按：革命派党同伐异，早已指责梁氏多假借德富苏峰文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又，梁氏早年的“新史学”论说，多钞撮日人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等著作（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即使后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亦多转贩法人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西方文本（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梁启超与西方史学的输入》，《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近人论史学方法，新派以梁著为代表，旧派则有柳诒徵《国史要义》，自成体系而失之信古蔑今；另有张尔田《史微》，以“史”为名义，实综论经史百家，其学术观尤顽固之甚。
[6]如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日本桑原骘藏有相当严厉的指正（《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收入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参桑兵《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星烺亦有纠误（《“中国历史研究法”纠缪》，《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三号）；柳诒徵对于《佛教之初输入》，张克强对于《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容若对于《朱舜水先生年谱》，也各有指摘（《梁氏佛教史评》，《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祥金室杂俎》，《张建木文选》，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谱〉补正》，《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按：张荫麟曾有言：“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之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訾之者亦在是。以为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跋〈梁任公别录〉》，《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虽欲为梁氏辩护，而等于承认梁氏的毛病。
[7]《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五册页354。不过胡氏后来读梁氏《全集》，又觉得“其中也很有可细读之作”（《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页255）。
[8]《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桂学答问》顾颉刚刊印本代序（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44）。
[9]《清代学术概论》。另，据说梁氏病危时曾对其弟子蓝文徵表示，他早年浪费时间太多，将来留不下一本传世之作（徐复观《悼蓝孟博先生》，《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三联书店2009年版；逯耀东《今年上元——遥祭徐复观老伯》，《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按：梁氏对此亦有辩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梁氏致子女函，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1152-1153）此意甚通达，亦可见梁氏学术生命力的充沛。
[10]《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之一，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寿钱宾四师九十》附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1]《清代学术概论》。
[12]容肇祖曾对陈垣表示：“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1933年9月致陈垣函，《陈垣来信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270）颇能概括三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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