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乐史：神奇大音乐家师旷与琴乐

先秦丝弦类乐器，据史载和出土文物，目前仅见平置类弹弦乐器，包括无柱类的琴、有柱类的瑟、筝和打弦乐器筑等，其中琴的演奏技艺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很快。各国宫廷的乐官、乐师、乐工，一般都以琴艺为必备的教育内容，其中有不少著名音乐家本身又是著名琴家，如孔子的琴艺老师、鲁国宫廷乐师师襄子，曾教卫献公宫妾鼓琴的卫国宫廷乐师师曹，晋国主乐官师旷等均是。尤其在社会动荡中日益壮大的士阶层，与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史籍上留下不少神奇传说的大音乐家师旷，可以说就代表了当时宫廷琴乐的最高水平。

师旷虽目盲，但能歌，且有着极强的听音辨音的能力。晋平公新铸了一套编钟，命乐工听辨，众乐工都认为已经调好，只有师旷听过后认为没有调好，请求重新铸过，并说，后世有懂音乐的人将能听出此钟没有调好，我私底下为国君感到羞耻。后经卫国师涓听辨，证实了师旷的判断正确（据《吕氏春秋·长见》）。师旷善长多种乐器，而尤精于琴。他援琴而鼓，可“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又不得已而鼓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据《韩非子·十过》）。此等神话般的夸张笔法，是古人描绘非凡天才、非凡技能的惯用手法。排除其神话成分，可见先秦时人对师旷琴艺的推崇。

早于师旷的还有曾为楚囚的著名琴家锺仪。晋侯在军府中发现锺仪后，询知其世代为“伶人”，再听他所弹琴曲皆南方音调后，赞赏他不忘故土地，不背弃本职，将他礼送回国（据《左传·成公九年》）。此例说明琴乐不但很早就流行于南、北各国，而且在各国的交往中还发挥过一些特殊作用。而自称蛮夷的楚国宫廷里，竟有锺仪这样世代传守其业的琴人，还有已具地方风格的琴曲流播，亦可见当时琴乐盛行之一斑。我国琴乐文化能够延续传承至今，无不有赖于始自士阶层的，并保持发扬了的喜爱琴乐的传统。

春秋后期至战国，士的社会地位和成分有了根本改变后，众多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汇入士阶层，他们又多是钟爱琴乐者。“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下》），简练生动地道出了士与琴乐的密切关系。“《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说明孔子就非常喜爱并重视弹琴。他向社会各阶层生徒传授“六艺”，以琴乐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乐”占第二位，且与其门徒终日弦歌不辍，推进琴乐普及和琴乐传统的传承，致使长期以来，我国士人以“琴、棋、书、画”为四大修养，琴列首位。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仍不愿进入新课程学习的故事，更为儒家后学及所有后世学子们树立了学习须不懈深入钻研、精益求精的榜样。

《史记·孔子世家》载，在师襄子认为“可以益矣”时，孔子却回答：“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继续研习旧曲。过了一段时日，师襄子说：“已习其数，可以益矣。”而孔子则认为“未得其志也”，仍不增加新内容。又过了一段时日，师襄子认为：“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却又提出“丘未得其为人也”，仍坚持研习，直至“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至四国，非文至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通过不懈地追求“得其数”和“得其志”并“得其人”的努力，最终从一首他原不知所学曲名的琴曲中，领悟并把握到了乐曲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我们在敬佩作为演奏者的孔子潜心钻研、深入发掘乐曲艺术形象和美学意境的同时，又可感知早在春秋时期，我国纯器乐曲的创作和表演的技术所达到的精湛深刻境地和相应曲目的积累、传承情况。(https://www.xing528.com)

至于此期纯器乐曲的表情和意蕴，还可举出两例参证。据汉代刘向《说苑·善说》载，战国时期民间琴家雍门子周，尤擅悲哀音乐的演奏。有一天，他以琴见齐国公子孟尝君田文，田文问：“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见他“居则广厦邃房”，“倡优侏儒处前”，便说足下“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此一派志得意满的样子，就是演奏者的技艺再高，又怎可能使之领会悲哀呢？孟尝君表示同意后，雍门子周进而指出国家当前的隐患，分析了他的处境，说他随时有被灭亡之险，并极力描绘了国破家亡后可能出现的凄惨景象，使得孟尝君顿然触动了心病，情绪低落，使之“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此刻，雍门子周才“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令孟尝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国亡邑之人也。’”雍门子周进言的成功离不开他杰出的琴技，前提是他须将听乐者的情绪、心境，引发并移至乐曲的曲情、曲意与曲境之中。

“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今已几近家喻户晓。春秋后期著名的民间琴家伯牙的事迹见于多种文献，比较生动的如《荀子·劝学》中的“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伯牙生平无可详考，“知音”故事可引较早的《吕氏春秋·本味》所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此例可以得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纯器乐独奏曲的创作、表演和欣赏，已能够传达出和使人领悟到音乐中如同“高山”“流水”那样的意境或意蕴。不仅于此，据明代朱权编撰的《神奇秘谱》解题所知，《高山》《流水》在唐以前是合为一曲的，唐后始分成两曲，但不分段数。经历代琴家的整理加工，目前《流水》版本达三十余种，可见人们更推崇《流水》一曲。清末川派琴家张孔山将描绘汹涌湍急水流的“滚拂”手法构成一“滚拂”段，加入乐曲作为高潮，造成音乐的异峰突起而具有撼人心脾之威力。这首号称“七十二滚拂流水”的川派琴曲，后收入泛川派《天闻阁琴谱》中。

该曲听后足以令人静思遐想良久。伯牙时代当绝无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理论思维，但乐曲的构思极其奇伟而深刻。它完全以七根弦的琴音和技法，描绘由高山间点滴的泉流，经潺潺的溪流和湍急的河流，到波涛滚滚的江流，经“滚拂”段的巨大推力，从险峻的山巅汹涌澎湃地呼啸而下，直至浩浩荡荡流入远方的东海。以此隐喻弱小的新生事物之无限的和无可阻挡的生命力，必将穿越千山万壑，排除千难万阻，成长壮大的客观规律。而其中“志在太山”、“志在流水”中的“志”，进一步证实了我国民族音乐以山水、自然拟人，以乐喻志咏志的艺术情怀，自古有之。

1977年8月20日，美国肯尼迪角发射了两艘“航行者”号太空船，上面装有一张据称十亿年也将嘹亮如新的喷金铜唱牒作为“信件”，以期寻找到地球以外的智慧生物。这张唱片上录刻有一百二十分钟的节目，主要是地球人类的各种音响，其中四分之三是音乐，包括中国的琴曲《流水》和有编码图解的中国长城。负责编制这张唱牒节目的安·德鲁扬在《地球的倾诉》一书中说：“我打电话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周文中，请他推荐一首中国乐曲，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流水》！’他说：‘这首乐曲描写的是人的意识与宇宙的交融，是首用古琴演奏的乐曲。中国古琴在耶稣降生前二千年就有了。自孔子时代起《流水》一曲就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选送这首乐曲足以代表中国。’我们决定采用它。这是二十七段乐曲中决定得最快的一首。”中国古人数千年前就已感怀“知音难遇”“知音难寻”了，并向往着以琴乐来实现乐人与听众间完美沟通的理想。而身为华裔先锋派作曲家的周文中早就认为，《流水》是写地球人类的意识与宇宙的交融，那么这又将先秦音乐审美和琴乐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何等的高度呢？其实，器乐性质的琴曲的相传产生，可能比常人的想象还要再早一些。前述春秋时期楚囚琴家锺仪对晋侯鼓琴而“操南音”一事，说明此时地域风格的琴曲已有传世。孔子为哀悼被赵简子杀害的两名贤大夫而创作了琴曲《诹操》（《史记·孔子世家》），说明表情性的哀乐型的琴曲也早已有之。《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谏商纣王，不为王所取，“乃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这就将自抒胸臆的琴曲的出现，又向前推移到更早的殷商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