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印刷结束了教会垄断书籍生产的时代，人们可以开始关注原来被忽略的事件和体验。“史记、地理书籍、人物传记和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取代了中世纪的精神慰藉，通过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读写能力变得极为普遍：廉价读物的广泛获取，透光玻璃窗改善了屋里的光线，17世纪眼镜的发明。新观念的冲击引发了思考模式的嬗变。”
印刷术的发明也加速了新教反对罗马天主教权威的活动。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马丁·路德和他在天主教中的敌手都极为巧妙地利用了印刷品。“公元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大学教堂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廷发售赎罪券，其后他大量印刷了《论纲》，散布到德国各地。他在1520年发表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发行量逾4000册。”
从1517年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到1520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路德的30本书就印行了30余万册，伊拉斯谟的著作发行量又大大超过了路德的著作。稍后，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也传遍欧洲。
古登堡之前，欧洲人口不到1亿，欧洲手抄图书的总数只有数万册，而在半个世纪内，这一数目猛增到900万—1000万。印刷文化创造了线性思维方式，独立思考、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雅各布·布克哈特指出，书籍和建筑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感兴趣的两件东西”。(www.xing528.com)
当大规模印刷成为可能时，改革派开始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成群众的日常语言。第一本全文刊印的英语版《圣经》则由麦尔斯·科弗达尔在1535年出品。“凭借印刷，上帝变成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
《圣经》的去拉丁化促使了民族国家的兴起。随着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在民众中流传，人们对《圣经》有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斯·韦伯发现，在17世纪加尔文对教义进行的重新阐释，引人注目却又出乎意料地导致信徒们最终认可了一种“尘世主宰”的精神气质，并使自己的全部生活都以劳动和物质成就为取向。清教主义产生了一种“新教伦理”。韦伯的“新教伦理”是说：“实际上，这种伦理所宣称的至善，即尽量多多赚钱，与严格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结合起来，首先是毫无幸福主义……它都显得是完全超脱的绝对非理性的。……人们被赚钱赢利所支配，将其视为人生的最终目的。经济赢利不再属于人类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这种对我们应当称之为自然关系的颠倒，从素朴的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性的，但它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主导原则。”这种伦理精神在踏上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那里显示出了与以往教众不同的气质。
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是当代媒介史领域的重要学者，她的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将近代欧洲印刷术视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该著作指出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正是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方式把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在她看来，印刷术的发明无异于一场“革命”，不但增加了图书的产量、改变了出版的方式，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的学习、认识和思考方法。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正如马克思说的：“印刷术……变为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的最强大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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