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城市发展与政党对立：英美城市变迁

（一）美国商业贸易城市的发展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商业城市。1630年，波士顿已经发展成为比较繁荣的贸易和商业中心；1639年，纽波特（Newport）也发展起来，并为宗教受害者提供避难所^[1]。当时，很多州的宗教自由政策吸引了来自欧洲的移民，如宾夕法尼亚州就吸引一批天主教、路德教、浸礼派、长老派及安立甘派等宗教定居者，至1700年，到宾夕法尼亚的定居者多达21，000人^[2]，移民的逐渐增多，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城市繁荣。

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沿岸的北部和中部，且大多是商业中心或行政中心。此时的美国城市与欧洲城市还相去甚远，在城市规模和人口上甚至不能与西欧的二级城市相提并论。以法国城市里昂（Lyons）为例，1530年该城市人口就已达45，000人，而美国的港口城镇仅是地区性的人口中心，不仅规模小，而且发展缓慢，1690年美国最大城市波士顿的人口也不足10，000人^[3]（如图4.1.1）。

图4.1.1　殖民地时期美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的情况

资料来源：Howard P.Chudacoff，Judith E.Smith.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rban Society［M］.3rd ed.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88：5.

美国城市早期发展阶段，不仅城市面积较小、人口较少，而且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内陆城市较少，主要是沿海和沿河商业贸易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拥有优良的港口，成为农产品出口到欧洲的重要枢纽。18世纪末，美国城乡移民开始出现，人口流动性规模不大，城市与乡村关系也不是很紧张。直到18世纪以后，美国城市发展逐渐增快，特别是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发展较快，费城和纽约很快发展为世界性大城市，商业贸易城市的快速发展为政党提供发展空间。

（二）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利益冲突

18世纪末，围绕联邦与州的权限、宪法和财政计划等问题，美国政党形成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对立。联邦党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反联邦党人以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为领导，又称为共和党^[4]。联邦党主要代表商业城市中的工厂主、银行家和造船主等工商界的有产阶级的利益，支持地区为北方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反联邦党以农民、工人和新移民为主，支持力量主要在南部地区，杰弗逊本人也是南方的弗吉尼亚人。

由于所代表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属性的差异，两大政党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如表4.1.1）。共和党的社会基础在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主要代表南部农场主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杰弗逊以普通农民的利益为准绳，特别藐视城市，把城市看作政治上的伤疤^[5]，杰弗逊认为只有在农业经济下，民主和自由经营的制度才最成功，如果人民大量挤在城市，民主制度将产生不幸^[6]。因此，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支持农业发展，抵制城市和工商业经济。联邦党的支持基础主要在北方的城市，代表东北部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者的利益，主张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可见，由于政党社会基础的阶级利益和支持地区的差别，两大政党在很多政策方面存在诸多分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的对抗。

表4.1.1　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分歧(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许海山.美洲历史［M］.北京：线装书局，2006：428.

（三）南北经济差异与政党对立格局

18世纪末期，南北方经济的差异格局雏形初现。北部地区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新英格兰地区主要以捕鱼业和林业为主，南方实行的种植园经济，盛产烟草和棉花等作物。南北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的差异使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不仅有农民阶层的利益需求，而且还有工商业者等阶层的切身利益，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利益需求存在冲突，反映在政党发展上，就是加剧了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对立格局。

美国政党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格局，并与经济发展情况相吻合。联邦党人主要代表商业城市中银行家和造船主等工商界的有产阶级的利益，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沿岸区域正是造船主和银行家等有产者密集的地区。所以，该区域成为联邦党的重要据点。南部地区除大西洋沿岸城市外，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而且内陆处于开发过程中，来自南方地区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人杰弗逊是该区域利益的代表者，这一地区成为共和党发展的坚强后盾（见图4.1.2-3）。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于网站http：//www.populstat.info/Americas/usac.htm（文章中大选格局图均为笔者自绘，底图主要以该网站为参考，详见参考文献，以下略）。

这一时期，政党活动主要是上层人士参与，广大民众因选民资格受到财产的限制，基本没有选举权，虽然有些城市出现投票权，但是必须以不动产或税收作为条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选民的人数不断增多。1789年，新州中只有俄亥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这三个州有纳税要求。1817年，13个州均取消财产和税收的要求，从而扩大选民范围。同时，投票点也不断增加，扩大到镇、庄园和教区等地区。联邦党与共和党依托各自的发展地盘，劝说和教导选民投票，不断宣传其主张，从而获取选民的支持。随着越来越多的选民拥有选举权和投票点的增多，选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如农村的自耕农要确保财产的安全权，并呼吁应得到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权利^[7]，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南北经济差异明显，北部地区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南部地区，美国早期政党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北方地区拥护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南方地区支持杰弗逊。18世纪末期的商业城市发展为政党发展提供重要平台，虽然对政党变化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但政党的发展已经和城市的商业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并形成了明显的地域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