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媒介、社会与世界:数字媒介实践

媒介、社会与世界:数字媒介实践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此可见,媒介的社会影响应该在其与社会以及世界的关系中去考察。本书用社会理论去思考21世纪媒介的日常经验。因此,互联网对社会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影响。网络连接改变了社会行为的空间,因为网络连接是互动的,上网的行为利用其他地方的互动报告,将其用于进一步的互动。美国宗教学者戴维·摩根指出,美国人2004年在阿布格里监狱里的虐囚照片就是近年最异乎寻常的例证之一,说明数字媒介可能大大拓展社会流动。

媒介、社会与世界:数字媒介实践

媒介弥漫在我们的感官中,我们对世界感觉里充盈着媒介。这是一个熙来攘往的世界、富于幻想的世界、全球政治合成图的世界。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写道,15世纪末之前,人类生活一直分割为“不同的星体”,各据地球一隅,并无有效接触【1】。诸多因素(经济、政治、军事)和诸多过程(贸易、运输、计量)促成了我们今天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然而,将这一世界作为“既定事实”置入日常事务的却是媒介,媒介正在以不断变换的方式将世界置入我们的日常事务中。1865年,林肯总统被刺的消息12天以后才传到大西洋彼岸【2】,然而到2011年年初,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危机爆发时,受众中午休息时看到这一突发新闻;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危机是由跨国电视节目和网络社交媒介点燃的。

半个世纪以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2]罗伯特·默顿[3]问,什么是“我们社会里媒介存在的效应”【3】? 他们心里想到的社会是国别社会,而且对许多重要的问题,民族国家迄今仍然是极端重要的,从人口流动控制到法定身份和电讯的规制,民族国家仍然是很重要的。然而,“社会”再也不能框定在国别边界内。实际上,经过近年的重新思考之后,“社会”的概念不再如故——不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我们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社会不再是“整体”,而是有相对“体系性”(systemness)的若干层次,这些措辞兴起的背景是跨越或忽视国界的其他许多流动和关系【4】。由此可见,媒介的社会影响应该在其与社会以及世界的关系中去考察。

本书用社会理论去思考21世纪媒介的日常经验。这种经验必然打上了大媒体(big meia)的烙印,大媒体的历史对现代社会共享的世界一直是极端重要的;但这种经验并不仅限于大媒体;实际上,人对人的媒介(person-to-person media)的界面日益增加,人对人媒介和“大众”媒介也许正在经历最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急剧变革的背后,人的行为的急剧变革正在发生。如果说一切媒介都“行为的空间”,“试图……连接分离的事物”(Siegfried Zielinski),那就可以说,互联网使这一特性得以延伸。互联网的全球连接使人产生一种世界的感觉,使人首次感觉到,世界是“一个单一的社会文化场景”【5】

媒介一词颇为晦涩。“媒介”指生产和流通具体内容的机构和基础设施,这些内容的形式相对固定,带着各自的语境,但“媒介”本身也是内容。无论是哪一种含义,媒介一词都与传播的制度层面有根本的联系,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媒介与基础设施或内容、生产或流通都息息相关【6】。数字媒介只包含媒介最新阶段对现代性的贡献,但这个阶段是最复杂的阶段,互联网的复杂性就是数字媒介复杂性最好的说明,互联网是万网之网,使一点对一点和多点对多点的各种类型的传播联系起来,组成更广泛的传播“空间”【7】。媒介更富有弹性,其相互连接性足以使“媒介环境”成为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单独考虑具体的媒介倒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了【8】。(www.xing528.com)

互联网是制度支撑的互动和信息储存的空间,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等到万维网的协议把超文本连接起来,组合成一个工作系统,互联网才成为一种日常的现象。万维网的鼻祖是蒂姆·伯纳斯-李[4],1989年由他构想,1991年由他推出,但到了1993年至1994年之交才进入日常使用的范围。互联网的根本属性是端到端的架构克莱·舍基(Clay Shirky)对其作了言简意赅的小结:“互联网是有关数据在两点之间移动的一套协议。”【9】这里所谓的移动就是信息空间里任何两点之间的移动。移动互联(Mobile Internet)技术来临以后,任何人在物质空间里都可以进入互联网空间的任何一点了。因此,互联网对社会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影响。网络连接改变了社会行为的空间,因为网络连接是互动的,上网的行为利用其他地方的互动报告,将其用于进一步的互动。如此,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有效而无限的人类行为储藏所,这个储藏所改变了社会组织在其他空间里存在的可能性【10】。任何一点的行为都可能与其他地方的行为连接起来,而且,这一切连接向评论开放,都可能向网络空间里的新连接敞开大门。美国宗教学者戴维·摩根(David Morgan)指出,美国人2004年在阿布格里(Abu Ghraib)监狱里的虐囚照片就是近年最异乎寻常的例证之一,说明数字媒介可能大大拓展社会流动【11】。即使这样的社会流动产生的后果仍然是由局部的语境和资源决定的,社会行为的运用和感知还是获得了一种新的弹性。今天的媒介成了一个关键要素,行为者借以“将环境当作现实……来把握”【12】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5]区分“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的媒介【13】。互联网无疑是空间偏向的,因为它不仅在延伸的意义上改变了传播的空间运动,而且使之更为复杂。它使信息的空间展开,成为日常行为的空间;它要求我们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能做什么,在哪里做,又由谁去做。如果是这样,在互联网时间和空间都转换了的信息库里,伊尼斯的“时间偏向媒介”(石头和泥板上的铭刻、莎草纸上的书写)就退出舞台,无从读取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