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万物都有中介的调节，如果就像索尼亚·利文斯通所言，媒介在“重塑关系里的作用不仅涵盖媒介组织及其公众，而且涵盖一切社会组织——政府、商务组织、家庭、教会等”【1】，这对社会的形貌产生什么影响呢? 媒介/社会的关系不能用线性的形貌去构想。媒介对社会不产生分离的效应: 这是因为“媒介”本身仅仅指向一大团互相联系、互相交叠的过程，其中的许多过程仰仗或渗透着媒介。我所说的“社会的空间”(space of the social)首先不是地理空间，而是社会组织潜隐的可能性。和前面的三章(第三至五章)一样，国别差异将很快浮现出来。
这里关键的概念是“场”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论“场”的著作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了社会空间和价值的多元理论。波尔坦斯基对他的价值和社会权力提出批评(见第一章)，但这不是放弃布尔迪厄社会分析的理由;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含有许多或多或少分离的争夺“资本”资源的竞技场。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用马克思主义语言界定“资本”:“资本”是“累积的劳动，代理人或代理人群体私人占有或排他性地占有劳动时，他们就能占有具体化的或活生生的劳动形式的社会能量”【2】。在后期的布尔迪厄著作里，“资本”成了更有弹性的概念，涵盖一系列可能的资源。他超越马克思，区分若干基本类型(经济、社会、文化、符号)的资本，这些基本类型在各个领域都起作用【3】。我们可以借用布尔迪厄的“场”概念和“资本”概念，研究媒介过程如何对社会资源和大型的组织形式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考虑媒介在具体场域里的作用，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马克·费西曼(Mark Fishman)略嫌夸大的宣称:“世界是为新闻记者组织的官僚机构。”【4】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全球媒介格式(比如《流行偶像》和英国的《杰米的校餐配方》)里权力关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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