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
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
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洛阳伽蓝记·卷四》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光武帝刘秀驾崩。皇太子刘庄继位,即汉明帝。这是一位十分特别的皇帝。在他继位的第七年,因夜梦金人,遂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等十二人前往大月氏取经。诸人抄取佛经四十二章,并邀请印度高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两人至中国传法。众人用白马驮着经书佛像,沿丝绸之路经西域返回中土,佛教自此传入中国——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有一座白马寺,便是为了纪念此事而兴建的。
尽管历代王朝对佛教的态度各有不同,佛教在华夏也几经兴衰,但不可否认,佛教在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的千余年中,绵延不断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丝绸之路被视为联结古代东西方文明之纽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佛教东传的历史进程中,敦煌这座城市存在的意义格外深远。在河西四郡中,最西端的一郡便是敦煌。大约公元1世纪前后,由于贵霜帝国的积极推动,佛教开始从印度北部快速向外传播。因此,这一时期的敦煌既是河西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佛教东传的门户。这里是中原通往西域的最后一座边郡,有汉一朝,它始终是中西方贸易在东方地区的运输中心和中转站。来自中原和西域各地的商客汇集在这里,从事着丝绸、茶叶、瓷器、西域珍宝、北方驼马以及粮食等物品的贸易活动。因此敦煌在后世被誉为“丝绸之路的咽喉”。
在魏晋时期,中国北方陷入了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百余年间,敦煌地区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尽管局势动荡,但敦煌当地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却并未因此而停滞——随着中原士族和百姓大量迁徙到这里,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而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佛教在敦煌一带也空前兴盛起来。在当时的敦煌,往来贸易的商人们以及精通佛法的僧侣们都在这里云集。佛家的思想和理念在民众中赢得了无数信仰者,许多人皈依成为佛教徒。这些信徒通过丝绸之路,将佛教思想传播到了更远的地区,他们沿途修行,并在各地修建起一座座佛塔与佛像,还开凿了许许多多的石窟。这些建筑从塔里木盆地一路蔓延至东方的洛阳。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这一历史进程从未停止过,而敦煌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佛教文化最为兴盛的区域之一,这也为莫高窟的出现提供了必要前提。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是古代河西地区一座规模巨大的石窟寺。它位于敦煌城外东南,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之上。佛窟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洞窟中大多塑有佛像,绘有壁画,是僧人和信徒礼佛、修行的场所;北区洞窟则为生活区域,是石窟寺僧众和工匠们生活的场所。这里是魏晋以来河西地区最负盛名的佛教石窟群,有历代开凿的佛窟七百多个。这些佛窟修建于不同时代,洞窟中的彩塑佛像与壁画风格各异,造型精美,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是中国古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的珍贵遗存。
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彼时有僧人乐僔,途径敦煌城外鸣沙山,忽见天空中金光隐现,有“状有千佛”。乐僔认为自己看到了佛迹,怀着敬畏与虔诚之心,他决定从此停留在这里。他在鸣沙山的崖壁上开凿了一个佛窟,在窟中坐禅,修行佛法。这便是莫高窟最早的一个佛窟。后人将此地称为“莫高窟”,取意历代开窟者的功德“莫高于此僧”,以纪念乐僔首开石窟之功。乐僔之后,又有僧人法良,在乐僔所开之窟旁另凿一窟,所谓“伽蓝之起,滥觞二僧”。自此,莫高窟千年的营造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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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莫高窟
自魏晋时期开始,莫高窟在一千余年的时光中,经历了漫长的营建。北魏时期,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他信奉佛教,出资在鸣沙山中开凿了一个大的佛窟,并出资抄写佛经数百卷。北周时期,又有瓜州刺史于义在此开凿佛窟。隋王朝建立后,中国北方再度回归统一,敦煌也愈加繁荣。隋文帝、隋炀帝父子都十分重视河西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为莫高窟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有隋一代,莫高窟共修建佛窟数十个。唐代建立后,河西地区日渐稳定,丝绸之路也再现了往日的荣光,随着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现,莫高窟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跟随着乐僔的脚步,历代的工匠与佛教信徒们在鸣沙山上凿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佛窟,大大小小的石窟绵延一千多米,逐渐形成了一片规模巨大的石窟群。极盛时期,莫高窟的佛窟达到了一千多个。
唐代以后,尽管莫高窟新建的佛窟较之以前变少,但统治河西的政权和当地民众大多延续了对莫高窟的修缮和维护活动。元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兴盛,河西地区已不再是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唯一通道,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至明嘉靖三年(1524年),出于边境稳定的考虑,嘉靖帝下令封闭嘉峪关,嘉峪关以西的敦煌、安西等地几乎与中原隔绝,莫高窟的荣光也被塞外的风沙所遮蔽,开始逐渐衰落。
及至清末,由于边疆危机的加深,莫高窟中所藏的敦煌遗书因海外探险者的掠夺而大量流失至海外。这是敦煌历史文物的重大劫难,同时也是敦煌历史文化向世界显现真容的历史节点。莫高窟再次回归到了世人的眼中,令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发出了一声赞叹。
河西四郡自西汉武帝时期设置以来,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两千余年的丝路历史上,河西地区始终是一条咽喉要道。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都是历史上的名城。河西地区的历史,既有昔日的金戈铁马,又有古丝绸之路上回响不绝的驼铃,同样还有着古老而又神秘的梵音。可以说,河西地区的历史即是丝绸之路历史的一种缩影。每年的春天,戈壁滩上依旧会扬起风尘,自东向西,又从西向东,既有塞上风沙的凌冽,又有中原春风的温暖。那些曾走在路上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却依旧在史书中一遍遍被重新书写,笔墨间隐现着古丝路上的一次次回望与期冀,以及一次次的相逢与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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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名的词源
有关“敦煌”地名的词源,目前有两种认识:第一种观点是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即“敦煌”是胡语的音译,是由“吐火罗”“桃花石”“朵航”等胡语词汇演变而来。“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出自张骞向汉武帝汇报的有关大月氏的传闻,原文系:“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据此有学者指出,“敦煌”一词应该是西域地区胡语对该地的称呼,在张骞报告给汉武帝后,此地始被汉王朝称为“敦煌”并设郡。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敦煌”的词源是汉语词汇。这一观点主要依据东汉时期应劭对《汉书》的注释。应劭指出,“敦煌”一词的本意是“大盛”(“敦,大也;煌,盛也。”),这是东汉时人对“敦煌”一词的解释,也是现存汉朝人最早的对“敦煌”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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