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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今日既是国文学会开会,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是什么性质?并且文学用白话,不是现在中国才发生的。从宗教改革时代,路德等用国语翻译《新旧约》,后来又有多数国民文学家主张国民文学,便一概用国语了。现在高等师范联合会通过“用国语”一条,这边高师亦有国语班,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第二问题,是国文和外国文的关系。这可见研究外国语,是很有益于国文的。

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

(1920年10月)

今天承诸君邀来演讲,但是这几日很忙,没有时间预备,恐怕说来没有系统,先请诸君原谅。

今日既是国文学会开会,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是什么性质?第二,国文和外国文有什么关系?第三,国文和各科学有什么关系?

国文分二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实用文又分两种:一种是说明的。譬如对于一样道理,我的见解与人不同,我就发表出来,好给大家知道。或者遇见一件事情,大家讨论讨论,求一个较好的办法。或者有一种道理,我已知道,别人还有不知道的,因用文章发表出来,如学校的讲义就是。一种是叙述的。譬如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我已见到,他人还没有见到的,因用文章叙述出来,如科学的记述,和一切记事的文章皆是。

美术文又分两种:一种有情的,一种无情的。有情的文章,是自然而然。野蛮人唱的歌,有自然的音调,同说话截然不同;并且混了多少比喻形容的词,决不能拿逻辑去范围他的。后来慢慢发达,就变作诗词曲等等了。无情的又分数种:一种是客套的。我和那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在同一社会,不能不表示同情。如初遇见一个人,不能不说几句客气话。遇见人家有婚丧的事,不能不贺吊几句。中国尺牍上什么“辰维……”“敬请……”,等等,就是此类。一种是卖钱的,如寿序、墓志铭等,作的人同那生的、死的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为自己生活问题,不能不说几句好话。蔡中郎、韩昌黎和现代古文大家的文集里,就有许多是这类的文章。又如书契师爷的笔墨,也是此类。一种是技巧的。作一篇文章,满纸的奇字奥句,故意叫人不认得、不理会。我听人说:有人作文章,作好了以后,拿《说文》上本字去改他。我有一时作八股文,很喜欢用《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好像同人开顽笑一样。又譬如作“五言八韵”的律诗,故意用些不容易对的联子取巧,其实一句同一句全不相联。如“月到中秋分外明”,只许用一个“月”,一个“中秋”,又拉了多少“月”和“中秋”的典故填进去。又譬如诗钟,出一个“粉笔”和“袁世凯”,一个“菊”字和一个“静”字,或则分咏,或则嵌字。这种并不是应酬文章,实在不过一种技巧。好像象牙上刻得很精细的花纹,或者一个图章上刻一篇《兰亭序》,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不过知道他不容易就是了。

以上所说种种,那一种合于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性质呢?国文部的毕业生,是教中学校或师范学校学生的,这些学生若是专要做文学家的,我们就教他有情的美术文。若是要做技巧家的,我们就教他技巧的文章。若是要学文章卖钱的,我们就教他谀墓文怎么做、寿序怎么做。可是这些学生都是研究学问的,是将来到社会上做事的,因研究学问的必要、社会生活上的必要,我们不能不教他实用文。

学生的国文既应以实用为主,可是文体应该用白话呢,或则用文言呢?有许多原因,我们不能不主张白话。

譬如现在作一篇寿序,自然要做文言,并且要作骈文才好。不然就觉得不容易敷衍了。若是要发表自己的思想、叙述科学的现象,那就是白话有什么不可呢?吴稚晖先生说:“文言比白话容易。白话一定要联络,要有条理。若文言,因有一种读惯的腔调,只要读得顺口,便有一种魔力,把似是而非的都觉得是了。”譬如“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可以说是不通的文章;但是我们按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念去,不觉不通了。又譬如用人名对人名,颜色对颜色的文章,好像美术上图案一样。我们撇兰画竹,不能一笔挨一笔,或者二三笔相同。若是图案就不然,如窗户两扇,一定相同;这边有一盆花,那边一定也要一盆花。北方糊房子的花纸,外国制的地毯,不都是重复的么?从前有一个考试的笑话:一篇文章,从头至尾,都写“之”字。图案的文章,就同这个差不多,所以他没有内容。若是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叙述科学的现象,那自然不能用没有内容的图案文章了。

并且文学用白话,不是现在中国才发生的。欧洲十六世纪以前,都用拉丁文。就是主张实用科学的培根,也还用拉丁文著书,其他可想而知了。从宗教改革时代,路德等用国语翻译《新旧约》,后来又有多数国民文学家主张国民文学,便一概用国语了。又如德国十八世纪以前,崇尚法语,几乎不认德语有文学上价值;后来雷兴等提倡德语著书,居然自成一种文学了。所以现在科学,就只有动植物、医术上的名词是拉丁文,其余一概不用。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即如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是人人很崇拜的。假使现在有一个司马迁,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记》,不抄袭《尚书》,《尚书》上“钦”字他改作“敬”,“克”字他改作“能”,又改了他的句调。因为他作《史记》是给当时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当时的白话。后来如程、朱、陆、王的语录,完全用白话,不像扬雄模仿《论语》的样子。因为白话实在能够发表他自己正确的意见。又如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可是他的价值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作那种图案的文章;凡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现在高等师范联合会通过“用国语”一条,这边高师亦有国语班,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www.xing528.com)

第二问题,是国文和外国文的关系。严又陵作《天演论》的序,曾说道:“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者不能也。”这可见研究外国语,是很有益于国文的。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试问文字都是从简单的起,为什么“一”“二”“三”的古文,反作“弌”“弍”“弎”呢?我从前也很不明白,后来在法国贝尔惹所著的《古代文字史》中看见秘鲁的绳文,才恍然大悟。他摹了两种绳文:一是在一根木棍上挂了许多平行的绳子。其中几根是有结的,结有大有小[2]。我国《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郑康成的注,说是“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就是这个绳文的样子了。一是在一根带着粗枝的木棍上挂了许多丝束。丝有红、黄、蓝、绿、紫各种颜色,也有一束中用两种颜色的。有挂在棍上的,也有挂在枝上的[3]。这带着粗枝的木棍,我们叫作“弋”。“弌”“弍”“弎”等字,就是弋上挂一束、两束、三束的样子,这就是我国的绳文。那时候或者也有画到十几束的,和秘鲁一样。但流传到许叔重时代,止有这三个,所以“四”字下止有古文“卯”和籀文“”,便没有从“弋”的了。又如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法。但是国文的第一部文法书,便是二十年前马眉叔先生著的《文通》,以前是没有的。马先生因学了法文和拉丁文,把那种文法应用在国文上,才能著这《文通》。要是学国文的人永远不学外国文,怕就永远没有文法书。这不是国文和外国文很有密切的关系么?

第三问题,是国文和科学的关系。我知道高等师范学校,除国文和外国语外,尚有史地、数理化学博物等部,这都是科学,都是和国文有重要关系的。我不是说实用文有记述和说明两种么?记述什么?就是科学的现象。说明什么?就是科学的理论。照旧法学国文的人,若是单读几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便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要是多读了《史记》一类的史书,《水经注》一类的地理书,《周髀》一类的数学书,《考工记》一类的理学书,《尔雅》释草、木、鸟、兽、虫、鱼等篇和《本草纲目》一类的博物书,便能作内容丰富的文了。何况新出的科学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比古书丰富得多,岂不更有益于国文么?况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近代文学家查拉(Zola)主张科学的文学,他因为科学本有两种:一是观察的,如星学等;一是实验的,如化学等,而断定文艺的性质,与实验的科学一样。又如英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但有人考出,这些戏剧,全是实验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作的。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鞠台(Goethe),他是治哲学和植物学动物学,发明生物进化公例的。文学和科学的关系,不是很有证据么?

高等师范学校分了国文、外国语、科学等部,是分工的意义,也是通力合作的意义。既不是互有高下,譬如眼、耳、鼻、舌,各有各的能力,血脉自相贯通,价值也是平等。若说会了国文,就可以菲薄外国文和科学,难道有了眼,就可以菲薄耳、鼻、舌么?我想国文部诸君必不如此,我不过说个笑话罢了。

(周蘧笔记)

北京大学新潮社编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920年出版)

【注释】

[1]此篇曾刊载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丛刊》第一集,题为《蔡孑民先生莅本校国文部演说词》,并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2]原注“参看第一图”,今从略。

[3]原注“参看第二图”,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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