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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设置议程:通过信息传播提升国家综合国力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当代传播学中经典理论之一,不论理论被验证的程度如何,也不论传媒实际上多大程度带来了这样的影响,传媒可以通过信息传播行为来进行议程设置,从而引导、影响公众,却是在教科书上和实践中都能被证明的事实。议程设置理论告诉我们,问题不仅仅就此打住,在信息传播和接收这一过程的深度层面,还有更加重要的规律在对信息传播产生的作用起到影响,这就是议程设置。

传媒设置议程:通过信息传播提升国家综合国力

议程设置理论是当代传播学中经典理论之一,不论理论被验证的程度如何,也不论传媒实际上多大程度带来了这样的影响,传媒可以通过信息传播行为来进行议程设置,从而引导、影响公众,却是在教科书上和实践中都能被证明的事实。

美国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1976年至今的时间里成为议程设置最著名的研究者和支持者。他们认为,受传者会根据传播者对于一个或几个论题的强调,学会如何重视社会生活实际中的现实问题。[6]因此,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实际上是指传媒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送某一类信息,从而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当麦库姆斯和肖在20年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以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的教堂山社区作为对象,研究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关系的时候,“在主要新闻部分,媒介对某一问题的强调程度与选民对这一问题感知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是.967,在次要新闻部分,其相关系数为.979”,“在媒介突出强调的各类选民问题和选民对各类问题之显著性与重要性的判定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7]虽然时代在变化,传媒影响人类社会的方式在变化,传媒的受众参与程度正在逐日提高,经典作家也不得不承认,“受众也可以把握机会,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一系列议程”,“观众仍然在看电视和其他媒体,但是他们‘按遥控器’的时候变得更多”,“他们拥有选择”;[8]但是,传媒本身对于受众的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有迹象表明,它对社会的影响仍然显著。麦库姆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表示,“新闻媒介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想,但可以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的表述,应当有必要作出修改,新说法应当是“新闻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该怎么想”。[9]而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唐纳德·肖教授在2004年访华时,也多次在讲学中强调,尽管“受众力量增长”、“公民更加依赖个人议程”,但是,“大众媒介仍然主导公众议程”。[10]

因此,尽管受众在传播活动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受众的参与功能和决定性作用正在日益重要的影响到大众传播行为的效果,受众的参与和反馈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传播行为过程,受众研究也正成为整个传媒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是,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在信息流向和信息流动的逻辑链条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依然是施动者,受众依然是受动者。传媒和受众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方向依然没有改变。

在讨论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是软实力的表现之一、信息传播活动本身可以展现一种吸引型力量、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构成了一种软实力的时候引入和讨论议程设置理论,是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信息传播”和“让受动者去做施动者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力量”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信息传播”到形成“一种力量”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其中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较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在信息传播活动中,传媒的基本工作是收集信息、制作信息、发布信息;而受众的工作主要是接收信息和接受信息;作为成品的信息从无到有、从发到收、从传到受,信息传播的过程基本完成了。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来认识问题,这些工作无法左右受众的行为,无法形成一种“受动者去做施动者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力量”。议程设置理论告诉我们,问题不仅仅就此打住,在信息传播和接收这一过程的深度层面,还有更加重要的规律在对信息传播产生的作用起到影响,这就是议程设置。

从表面上看,信息从传媒发出,受众受到了传媒传递的信息;而议程设置理论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受众至少还受到了如下一些影响:首先,受众收到的是传媒发出的信息,传媒没有发出的,受众没有收到。作为社会信息传播活动的最重要的执行者和参与者的传媒好比一个过滤器,在受众和客观事实间形成一道“筛网”,而在讨论具体的传媒和特定的受众时,这样的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受众可能接收到的“议程”,是传媒“选择”的议程;其次,受众收到的是经过传媒加工的信息,已经被传媒的操作打上“渠道烙印”,传媒用好版面、好时段、大篇幅传播传媒认为重要的信息。受众无法接收完全按照客观重要性排序的信息,只能接收按照传媒重要性排序的信息,受众可能接收到的“议程”,是传媒“排序”的议程;再次,上一点表现在内容上,也就是受众接受的信息是由传媒来制作的,已经是一种“由传媒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受众并没有耳闻目睹事件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受众可能接收到的“议程”,是传媒“构建”的议程。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是传媒通过信息传播造成了议程设置,而正是传媒在“议程设置这一过程中,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影响人们怎样思考”。[11]对于传媒传播的信息进行接受的过程中,它才会影响到受众认知,造成受众认知的改变。

尽管这样,研究表明议程设置并不是一个机械或自动的过程,而是与受众个人的信息处理活动紧密关联的。人们会对从媒介获得的信息做出评估,而对这一评估对议程设置效果发生与否因人而异。[12]同时,受众的其他行为也会出现在信息接收过程中,例如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接收和选择性记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信息传播活动会对受众具有议程设置功能,会对于受众“想什么”、“怎样想”起到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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