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古籍版本的必由之路

①本文是2009应邀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学院的讲演《对经典文献的整理与注释——研治中国数学史方法的几点体会》的第二节。其讲稿整理后刊于陈久金、万辅彬编《中国科技史研究方法》（第302～38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第一节“认真研读原著——从刘徽的割圆术谈起”，第三节“尊重原文——关于科学典籍的校勘”，第四节“走出疑古——从《九章算术》的编纂谈起”，第五节“认真分析篇章结构——从《九章算术注》与《详解九章算法》的构成谈起”，第六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重新品评秦九韶”，因与本文集某些论文重复，故删去。

版本研究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研究一部古籍，首先应该搜集该书现存的各种版本，分析其源流嬗递，归纳出版本系统，了解不同版本的差异与优劣，确定其可信度，选择一种或几种作为自己开展研究的主要用书。如果作校勘，则更要比较诸版本的异同，作为选择可靠的校勘底本及参校本的依据。为此，则非用对校法不可。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笨”的工作，是许多人不愿做或不屑于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治中国数学史的外国友人到寒舍，我将甫写就的汇校本《九章算术》书稿示他，他看了一会儿，将桌子一拍，说：“这个，我的不干！”各人的研究方向与兴趣不同，这位学者不干这种笨工作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真正了解一部书的版本情况，是必须亲自动手做各种版本的对校工作的。这里没有捷径。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生吞活剥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会闹出笑话的。笔者在校勘《九章筭术》[1][2]与《算经十书》[3]中得益于对校法者甚多。

首先，通过对校法可以恢复某些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已不存在的版本。比如，戴震在《四库全书》馆整理《算经十书》时，先从《永乐大典》[4]^[1]中辑录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等7部算经，是为戴震辑录本。他以此为底本对《九章算术》等6部进行校勘，又用此参校明刻本《周髀筭经》，抄入《四库全书》[5]，并将其用活字排印，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6]。可惜，此戴震辑录本今已不存。不言而喻，戴震辑录本是从大典本过渡到现今诸版本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版本，没有这个版本，许多问题讲不清楚。我们便通过将《四库全书》本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对校恢复之。其方法是：先根据戴震的校勘记恢复大典本的原文，两者相同的部分当然是戴震辑录本的主体，其中包括两者皆误且讹误相同者；两者若一正一误，则戴震辑录本不误；若两者皆误且讹误不同者，则难以判断戴震辑录本的正误，只好存疑。[7]^[2]这样恢复的戴震辑录本在《九章筭术》和《算经十书》的校勘中特别有用。

其次，通过不同版本的对校，可以判断版本的优劣。比如，对校《九章筭术》卷三下半卷和卷四的南宋本[8]与大典本，不考虑二者皆误或两通的情形，发现卷三下半卷中大典本讹误而南宋本不误者2条，南宋本讹误而大典本不误者1条，可以说两者不分轩轾；卷四中大典本讹误而南宋本不误者16条，南宋本讹误而大典本不误者为0，南宋本稍优于大典本。再对校《九章筭术》卷四开方术与开立方术的南宋本、大典本与戴震辑录本，不考虑其正误，只考虑其异同，开方术中三者相异者有18条，大典本与南宋本相异者仅5条，而戴震辑录本与大典本相异者达15条，远远超过前者；开立方术中三者相异者有37条，大典本与南宋本相异者仅7条，而戴震辑录本与大典本相异者达37条，更远远超过前者。在开方术与开立方术的戴震辑录本与大典本相异的52条中，有的可能是戴震的校勘而未说明，但是，这种情况的数量很少，最大量的是笔误和修辞性加工。笔误之多，说明戴震从《永乐大典》辑录《九章算术》时非常粗疏，而修辞性加工是校勘学上所不允许的。我们知道，大典本与南宋本的母本在唐李籍时代就已是不同的抄本[9]，那么戴震辑录本与其母本的差别，远远超过约1000年前它的老祖母与其姊妹的差别。戴震一次辑录给《九章筭术》造成的版本混乱大大超过约千年间版本嬗递中所出现的舛误。同时，通过对校还可以发现，戴震所造成的这些舛误一直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200多年间《九章筭术》的除汲古阁本与影印南宋本之外的所有版本[10]。

总之，版本对校无可辩驳地证明，就《九章筭术》的南宋本、大典本与戴震辑录本这三个最重要的未经戴震及其以后的人们校勘的版本而言，南宋本稍好于大典本，而都远远好于戴震辑录本。有的学者列表说明：《九章筭术》前五章，大典本与南宋本之不同约计88处，其中大典本为是者69处，为非者仅17条，南宋本为是者仅19处，而为非者达70条，当是大典本正多误少。因此，从整体上说大典本好于南宋本[11]。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前已指出，大典本的《九章筭术》前五卷仅存卷三下半卷与卷四，而戴震辑录本与大典本差别太大，根本不能将戴震辑录本视作大典本。因此，比较大典本与南宋本的前五卷，是无稽之谈。退一步讲，即使将戴震辑录本视作大典本，校证本所列表中的资料远远不够。以卷一为例。汇校本注明的南宋本与戴震辑录本相异的文字有99条，校证本校勘记中只提到39条，不足。校证本的“古本原文正误甄别一览表”中卷一列出南宋本正8条，误19条，大典本正19条，误6条，就是说，只使用了25～27条，约占。以这样少的资料进行版本的统计分析，其偏颇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在卷一的相异文字中，南宋本正而戴震辑录本误者有43条，南宋本误而大典本正者只有14条，两通者41条，两错者1条。南宋本远好于戴震辑录本，这是汇校本的看法。校证本的作者可能不同意。那么，校证本的实际使用情况又怎样呢？在校证本未出校勘记的60条中，校证本从戴震辑录本者仅4条，而从南宋本者达56条，就是说，校证本对实际上承认南宋本正而戴震辑录本误者大部分不出校勘记[12]。连同校证本已出校勘记的39条一起考虑，那么校证本从南宋本者为65条，从戴震辑录本者仅28条，认为两错者6条。就是说，在实际使用上，校证本也认为南宋本好于戴震辑录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颠倒黑白的错误，不得而知。不过，如果作者能做认真的版本对校工作，像自己所说的“认真探寻版本源流”，并且具有“密致的心思，审慎无偏的态度”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类错误的。

再次，通过版本的对校，可以探究各版本的关系。比如，通过南宋本与大典本及其子本戴震辑录本以及杨辉本[4][13]^[3]的对校，借助于对李籍《九章筭术音义》[14]的研究，可以了解南宋本、大典本与杨辉本的关系。在《九章筭术音义》中涉及到一些抄本的19条相异的文字。李籍所使用的文字与大典本或其子本戴震辑录本相同者，有16条，不同者仅3条。前五卷有12条相异的文字，李籍所使用的文字与大典本或戴震辑录本不同者仅2条，还有1条“背节”可能系戴震辑录时笔误^[4]，与南宋本不同者有9条。李籍提到的另外的抄本的文字有13条，与南宋本相同者有3条。后五卷有10条相异的文字，李籍所使用的文字与戴震辑录本相同者有9条，不同者仅1条，仍是卷五那条可能笔误者；与杨辉本则有4条相同，6条不同。这些事实说明：

在李籍时代，就已经存在着几个基本一致而又有若干细微差别的刘徽、李淳风等注的《九章筭术》抄本。

李籍《九章筭术音义》所使用的底本与大典本的母本最为接近，或者就是大典本的母本，而不是南宋本的母本。因此，李籍未参与过北宋元丰年间秘书省刻本《九章筭经》的整理工作。

南宋本、杨辉本的母本在李籍时代就已是与大典本的母本不同的抄本。自清中叶起关于大典本系将南宋本抄入说法，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南宋本与杨辉本的母本比较接近，或者有同一母本[15]。

以上是《九章筭术》在李淳风等注释之后，南宋本以前的版本情况。现在进而讨论南宋本、大典本、杨辉本的关系。南宋本只存前五卷，大典本只存卷三下半卷与卷四，杨辉本只存卷五约半卷及后四卷，因此，现存《九章筭术》中没有一卷是这三个版本都完整无损的。如果考虑到戴震辑录本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大典本的情况，那么可以以戴震辑录本代替大典本就卷五的半卷进行对校。如果不考虑石研斋抄杨辉本的鲁鱼亥豕之类，这三个版本共有31条不同的文字（重复者算1条），其中两两相同者，杨辉本与南宋本为20条，杨辉本与戴震辑录本为7条，南宋本与戴震辑录本有4条。显然，杨辉本与南宋本远比与戴震辑录本接近。如果说上述统计可能受宋、明、清人翻刻、抄写中的讹误的影响的话，那么在这三个版本之前，《九章筭术音义》所引《九章筭术》的文字所反映的抄本差别更能说明上面的问题。《九章筭术音义》中涉及到卷五的有4条，它们是腝与臑，臂骨与臂节，茨与苫，正斩与正解。在这4组字词中，南宋本与杨辉本都使用前者，完全相同[9]；戴震辑录本都完全与后者相同，肯定是大典本的文字。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三个古本中，最接近的是南宋本与杨辉本，而不是杨辉本与大典本[12]。有的学者认为“大典本与杨辉本文字接近”，而与南宋本差异较大[11]，不知从何说起。无论如何，没有做认真的版本考察，尤其是没有做诸版本的对校工作，则是无疑的。

实际上，戴震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半多世纪中，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九章筭术》版本是孔继涵刻的微波榭本[16]。当时，还有一个戴震整理的屈曾发刻的豫簪堂本[17]。那么，微波榭本与豫簪堂本是什么关系呢，两者孰先孰后呢？清戴敦元（1774—1834）说：戴震自《永乐大典》辑录出《九章算术》以后，“一刻于曲阜孔氏，再刻于常熟屈氏”[18]。罗士琳抄录了戴敦元的文字[19]。后人不察，信以为真。微波榭本在先，豫簪堂本在后，后者是前者的翻刻本的观点流传了一个半多世纪。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着手专门研究《九章筭术》之后不久，严敦杰先生建议我看一下豫簪堂本。过去，我只在钱老的书中看到过这个名称，说它是微波榭本的翻刻本[20]，因而没有注意它。待我根据严先生的指示看了这个本子之后，发现它的校勘记都是双行夹注，类似于聚珍版，而不是如微波榭本那样全部置于卷后，因此它不可能是微波榭本的翻刻本，怀疑它是聚珍版的翻刻本。严先生又指示我对校一下这几个本子。通过与聚珍版对校，发现它不是聚珍版的翻刻本。接着，笔者研究了戴震和屈曾发为豫簪堂本分别写的序，认定它是在戴震得到汲古阁本《九章筭经》^[5]之后的重校本。进而，笔者又对校了微波榭本、豫簪堂本、南宋本、聚珍版这4个版本，发现在校勘记、大量的修辞性加工、以及将许多自己的校勘冒充古本原文、将许多刘徽注改成李淳风等注释等方面，微波榭本与豫簪堂本基本一致。而在前五卷中南宋本与聚珍版出现两通的情况时，豫簪堂本基本上从聚珍版，微波榭本基本上从南宋本。就戴震对各个版本的态度而言，有一个明显的对汲古阁本愈来愈重视的倾向，也有一个由大典本系统向南宋本系统过渡的过程。因而怀疑在豫簪堂本与微波榭本的先后上，从戴敦元到钱宝琮都搞错了。这种怀疑很快被查到的戴震、屈曾发、孔继涵的同代人段玉裁为戴震写的年谱所证实。段玉裁在表彰了戴震整理《九章算术》的功绩之后说：“已而屈君鲁传刻于常熟，孔户部复刻于曲阜云。”[21]这里虽未说明豫簪堂本与微波榭本的不同，亦未说明这两者与聚珍版的不同，却明确道出了微波榭本在豫簪堂本之后[10]。

还有，通过版本的对校，可以发现我们所研究的版本的真正底本。上面已经看到，前人关于版本的记述不一定可靠。即使当事人关于版本的题记、序言也不见得靠得住。20世纪30年代，钱宝琮就是通过刚刚影印出版的汲古阁本与微波榭本的对校，发现微波榭本不是汲古阁本的重雕本，而是戴震的重校本，揭穿了该版题记“大清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秋阙里孔氏依汲古阁影宋刻本重雕”的骗局[20]。

又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初印本《九章算术》国内外各图书馆中已不多见，流传最广泛的是福建补刊本[22]与广东广雅书局本[23]。原来，乾隆因聚珍版印数不多，遂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其颁发东南各省，命其翻刻。只有福建刊刻了《九章算术》。清末想重印该丛书，却发现原版烂坏严重，便先进行修补，再重印，是为补刊本。据主持此事的谭钟麟记载，修补以丰顺丁氏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初印本为蓝本[24]。该丛书的其他书籍，笔者不敢妄评，《九章算术》却不然。通过对校，补刊本前五卷有的字词与汲古阁本相同而与聚珍版不同，有的与戴震在微波榭本中的修辞加工相同，有的则是李潢（？—1812）才提出的校勘。我们知道，李潢是以微波榭本为底本作细草图说的，而戴震整理微波榭本前五卷时主要参考了汲古阁本，因此，我们断定，补刊本《九章算术》是以李潢的《九章算术细草图说》[25]为蓝本修补的。广雅书局本是福建补刊本的翻刻本。因此，补刊本与广雅书局本《九章算术》既不是活字印刷（“聚珍”的本义是活字），又有了汲古阁本的字词、戴震的修辞、李潢的校勘，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聚珍版了。后人不察，很容易引起误会。治学严谨如钱宝琮，亦未免上当。他校勘《九章算术》时所使用的聚珍版，就是广雅书局本，因而将补刊本根据李潢的校改作的近20处修改以及补刊本才出现的错误，误认为是聚珍版原文[10]。

考察某版本的底本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对校未出校勘记的字词的异同。钱宝琮在《算经十书》的校勘和版本研究上有重大贡献。那么，他校勘《算经十书》是以哪本为底本呢？钱宝琮自己说：“校点时主要以《天禄琳琅丛书》本（毛氏的影宋本）、北京大学所藏的南宋刻本、武英殿聚珍版本（保留了《永乐大典》本的原文）互相勘对，并以各种通行本参校，择善而从。”[26]我们通过对校《九章筭术》的钱校本与其前的主要版本，发现：有一些字词，南宋本、大典本、戴震辑录本、杨辉本、微波榭本皆通，但微波榭本与其他版本不同，而钱校本与微波榭本相同；有一些字词，南宋本、大典本、戴震辑录本、杨辉本皆不误，而微波榭本讹误，钱校本亦讹误，且讹误与微波榭本相同，因而断定钱校本《九章算术》并不是以南宋本、聚珍版或杨辉本而是以微波榭本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尽管钱宝琮对微波榭本的评价极低。而且，钱校本所使用的微波榭本也不是孔继涵的原刻本，而是微波榭本在1900年的一个翻刻本。[27]因为，钱校本提到的微波榭本的错讹，有几处原刻本并不误，该翻刻本才错讹。后来，笔者在该翻刻本上发现了钱老的笔迹，再次证实了这个结论。我们用这种方法检察《算经十书》的其他算经，得出同样的结论。[28]钱宝琮出现这类失误，主要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校点本尽管在1963年才出版，主要工作却是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大西南时完成的，身边只有微波榭本，看不到其他主要版本，回到内地后才参校了汲古阁本、聚珍版和杨辉本。君子可欺以其方，钱宝琮想不到戴震会在微波榭本中搞那么多校勘学中所不允许的小动作。

更重要的，要进行古籍校勘的话，则必须通过版本的对校，分析各版本的优劣，考察它们对原著的忠实程度，从而确定校勘工作的底本。就《九章筭术》与《算经十书》而言，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戴震及其之后的各种校点本，因为戴震辑录粗疏、修辞性加工，以及将自己的若干校勘冒充古本原文等纰漏的影响，都不适于作校勘的底本。戴震开始校勘工作之前的各种版本，南宋本有《周髀算经》《九章筭术》（前五卷）、《孙子筭经》《张丘建筭经》《五曹筭经》《数术记遗》等5部半，汲古阁本除南宋本的5卷半之外，还有《缉古筭经》《夏侯阳筭经》；大典本有《九章筭术》约一卷半，还有《孙子筭经》《夏侯阳筭经》的部分内容，戴震辑录本有《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等6部；杨辉本有《九章筭术》后四卷半；明刻本有《周髀筭经》《数术记遗》。在这些版本中，以南宋本为最古，错讹亦最少，因此，重新校点《算经十书》，应该首先选择各算经的南宋本作为校勘的底本，其次，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如此，可得7部半。由于它们都是清初以前的版本，可以完全排除戴震从《永乐大典》辑录粗疏给各算经带来的错乱。没有南宋本或汲古阁本的，则用杨辉本或戴震辑录本。戴震辑录本虽不能排除戴震辑录的粗疏，却可以排除戴震的修辞性加工给各算经带来的错乱。

此外，通过诸版本的对校，比较异文歧字，可以总结出该书衍、脱、舛误的某些规律，为校勘该书作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郭书春.汇校《九章算术》.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2]郭书春.汇校《九章筭术》增补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台北：九章出版社，2004.*郭书春汇校.九章筭术新校.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

[3]郭书春，刘钝点校.算经十书，简体字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繁体修订本.台北：九章出版社，2001.

[4][明]永乐大典.1408.清末散佚.“筭”字条仅存卷16343，16344.北京：中华书局，1960.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1）影印.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5]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算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6]御览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算经，七部.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1）影印.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7]郭书春.关于《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见[1]，191.又见[2]，572～573.

[8]九章筭经.南宋鲍澣之翻刻北宋秘书省刻本.1200.今存前5卷.宋刻算经六种.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80.

[9]郭书春.李籍《九章算术音义》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8（3）：197～204.(www.xing528.com)

[10]郭书春.《九章筭术》版本卮言.台北：第二届科学史研讨会（1989）汇刊.1991：187～210.*郭书春汇校.九章筭术新校·附录三.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

[11]李继闵.《九章算术》校证.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76～81.下称校证本.

[12]郭书春.再论《九章筭术》的版本.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96～103.*郭书春汇校.九章筭术新校·附录三.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

[13][宋]杨辉.详解九章算法.宜稼堂丛书本.1843.*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1）影印.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14][唐]李籍.九章筭术音义.见[1]附录，457～485.又见[2]附录一，819～853.

[15]郭书春.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387～390.繁体字修订本，台北：明文书局，1995：388～391.*再修订本.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16]九章算术.戴震校.孔继涵刻微波榭本.约在1777年或其后.冒充南宋本的翻刻本，并将刻书年代提前到187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

[17]九章算术.戴震校.屈曾发刻豫簪堂本，1776.

[18][清]戴敦元.九章算术细草图说序.见[25].

[19][清]罗士琳.畴人传续编·李潢.畴人传，卷四九.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652.

[20]九章算术.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88.*郭书春、刘钝等主编.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1][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附.北京：中华书局，1980：234.

[22]九章算术.福建补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893.

[23]九章算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广东广雅书局，1899.

[24][清]谭钟麟.武英殿聚珍版书跋.福建补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893.

[25][清]李潢.九章算术细草图说.清鸿语堂本.1820.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4）.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26]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序.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8.*郭书春、刘钝等主编.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7]九章算术.上海翻刻微波榭本，1900.

[28]郭书春.关于《算经十书》的校勘.文史.2000，4：119～132.

【注释】

[1]本文所谓大典本算经，除卷16343，16344所引外，均指戴震在武英殿聚珍版与《四库全书》本的校勘记中所指《永乐大典》原文。

[2]*笔者在准备汇校《九章算术》及其增补版时是采用用御览聚珍版和四库文渊阁本对校恢复戴震辑录本的。2012年在准备《九章筭术新校》时校雠了《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发现它比文渊阁本和聚珍版都准确，而且是依戴震辑录校勘本的正本抄录的，而文渊阁本和聚珍版是依其副本抄录的。因此改为以文津阁本为底本，以御览聚珍版和文渊阁本参校恢复戴震辑录本。

[3]杨辉本指《详解九章筭法》所抄录《九章筭术》原文。今仅存衰分章异乘同除类与少广章，在《永乐大典》卷16343，16344中，以及商功章约半章和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章，在《宜稼堂丛书》本中。后者系据石研斋抄本刻印，可由《宜稼堂丛书》本与宋景昌《札记》恢复之。

[4]*查文津阁本作“臂节”，可见大典本及戴震辑录本作“臂节”，而文渊阁本、聚珍版作“背节”，是戴震辑录校勘本的副本笔误。

[5]汲古阁本系南宋本由清初汲古阁主人毛扆的影钞本。这批书后来流入清宫，藏天禄琳琅阁。1932年故宫博物院将其影印，收入《天禄琳琅丛书》。